地方政府與信用透支
第二章中“地區競爭”一節，我們曾經分析地方政府競爭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的（正面）角色。經過90年代以來的持續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基本上穩定下來，中央政府集中了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力，而地方政府贏得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定權。中央政府依賴行政、財政與法律三種手段集中政治權力，但地方政府贏得相當的經濟決策權。事實上，中央政府只有依賴地方分權來維持地方政府激勵兼容與整體可控之間的雙向平衡。
在雙向問責制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當地經濟活動，并被某些分析人士視為中國奇跡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禍所伏，這一獨特機制很可能也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經濟與社會風險來源。這主要體現為，在財務與法理層面都沒有建立起可信約束的地方政府積累起大規模調動經濟資源的能力，這一過程導致資源的巨大錯配，并以巨大的債務規模支撐這一危險游戲。
雖然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弊端在之前就已存在，但大規模呈現尤其發生在2008年之后。2008年全球經濟遭遇美國金融危機的打擊，以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激進刺激計劃為契機，各地政府迅速發現了一個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經濟發展的秘訣：以地方債務平臺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2011年，各省市GDP錦標賽中重慶以167%的速度榮登榜首，正體現出這一模式的巨大威力。以下我們即以重慶為案例，解讀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前因后果。需要指出的是，重慶模式實際上就是中國地方競爭的典型體現，其優點與缺點并非重慶獨有，恰恰相反，其他很多城市，甚至大多數城市，多多少少都具有重慶模式的特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重慶模式的解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經濟的重要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