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主要的投資者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按照中國統計局對于行業的現行劃分，生產性基礎設施由以下四個行業投資形成的物質設施共同構成：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以及信息傳輸業。按照黃少卿、施浩在“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投資效率與地方財政風險”的研究（2013），2010年全國基礎設施投資首先投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總額為30
074億元，占到基礎設施總投資的41%。其次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再次是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分別占到總投資的34%和22%。這些項目顯然是國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越多越好，而必須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那么，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是適宜的？一個標準是“用基礎設施的邊際產出與生產設施的邊際產出之比來度量。理想狀況下，新增1單位基礎設施投資與新增1單位生產設施投資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相等。如果新增1單位基礎設施投資引起的產出增加多于新增1單位生產設施投資，就認為基礎設施處于短缺狀態；反之，則認為基礎設施過多了”。
按照這一標準，黃少卿、施浩的研究發現，在1997年中國處于明顯的基礎設施短缺狀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大規模投資于基礎設施，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邊際產出比在1998年以后的5年里急劇下滑，接近于1——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之間的最優配置比，表明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之間誤配的程度顯著降低了。隨后的10年，中國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繼續大規模進行，到2008年，中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基礎設施和生產設施邊際產出比接近于1，某些省份的比值已經低于1，表明這些省份的基礎設施相對于生產設施來說已經供給過剩了。換言之，同樣的資源投資于生產設施將會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
這種情況下，2008年之后，中國政府，尤其是各地地方政府仍舊執行了規模空前的基礎建設投資，尤其是在生產力水平發育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對基礎設施邊際產出水平較低的西部各省推行“西部大開發”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基礎設施過剩的狀況。
情況的嚴厲性在于，生產設施由于歷年的高投資而出現了大幅過剩，體現為資本回報率的降低，而相對于已經過剩的生產設施來說，基礎設施的過剩程度有過之無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