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魔咒論
中美兩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差異，這是事實。一些美國學者從民主和平論的視角出發，認為中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上同美國之間的差異也會導致中美發生沖突。他們說，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政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缺乏民主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他們主張對中國政府施壓，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改革。
也有學者認為，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往往存在很大的風險，會發生沖突甚至暴力。轉型國家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會實行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政策，將內部矛盾轉向國外，從而引發同外部之間的沖突甚至戰爭。這也就是所謂的“轉型沖突論”。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正在朝著民主社會轉型，轉型過程中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也有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改革不斷深入和社會管理不斷增強，現行政治體制不僅不會發生西方期待的變化，反而會更加鞏固，表現出很強的韌性。由于中美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雙方之間的互動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加深彼此之間的猜忌，甚至爆發沖突或戰爭。也就是說，相互交往越多，對彼此了解越多，越不信任對方。還有些美國學者對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表示擔憂，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對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構成了挑戰。
例如，阿隆·弗里德伯格在《中美關系的未來：沖突不可避免嗎？》一文中指出，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既不是一個集權國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專制主義國家。中國越來越傾向于利用經濟發展來避免社會動蕩。假如經濟增長出現了問題，中國政府會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訴求。也正因為此，中國在從現行體制轉向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的過程中，可能會同美國發生沖突。他認為，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巨大差異，不僅阻礙雙方采取措施減少兩國關系中的不確定性和競爭因素，也導致了相互敵視和猜忌。因為戰略原因，美國可能會猜忌甚至敵視中國，但這不是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差異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也有美國學者強調，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美國同中國之間不斷深化的接觸、溝通和交流并不一定能改變中國固有的戰略文化和戰略目標，也不能促使中國真正接受現存國際規范；中方可能會堅持固有的戰略文化，拒不接受國際通行規范，也不會改變原有的身份認知。相反，中方可能會借融入國際體系的機會，在國際機構內部謀求改變原有國際規則，利用西方的規則打敗西方。中方對美國戰略意圖的誤判、行為方式的誤讀也會加深彼此之間的戰略互疑；在此情形下，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導致雙方加深對彼此的誤讀和誤判，導致關系更加緊張。
在中國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強調，美國將中國視為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方面的“異類”，這更加深了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對抗性。在中國學界和博客圈中，有關美國分化、西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威脅性等主題討論不絕于耳。諸如《一篇妄圖“西化”中國的代表作——評楊繼繩先生的〈我看中國模式〉》、《專家學者研討“顏色革命”、“街頭政治”及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警惕美國以文化“軟實力”西化、分化中國》、《從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十條誡令”說開去》、《“西化”、“分化”中國：美國的險惡用心》、《準確把握西方西化、分化中國的新情況、新特點及對策研究》等學術論文闡述的觀點在一些人士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同時，一些中國學者將美國的一些戰略決策解釋成對華實行“和平演變”的工具，目的是在加強對華滲透的同時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權。例如，冷戰結束初期，有中國學者指出，“某些西方勢力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立場。中國同西方之間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是長期的”。也有中國學者傾向于從陰謀論的視角解讀美國學者提出的有關中美戰略關系的構想。例如，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曾提出中美“兩國集團”（G2）的概念，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這些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表明西方學者確實注意到了中國國力快速上升的現實，當然也含有希望中國能夠承擔與之實力和國際地位相應的國際責任的因素。毫無疑問，這些構想的現實性和可行性確實值得商榷。但是，一些中國學者卻將這些構想視為西方試圖借此“吸納中國這個國際經濟中的‘異類’”，并稱此舉表明西方對“中國這個‘異類’的恐懼和不信任”，甚至說這是“翻版的‘中國威脅論’，只不過是應對威脅的方式變了”等。這些“異類說”無疑加深了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矛盾的對抗性。在此情形下，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導致雙方加深對彼此的誤讀和誤判，導致關系更加緊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