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家為什么是“事后諸葛亮”？
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成功預測，所以說經濟學家一無用處。縱然他們有解釋經濟周期的理論，卻不能對經濟周期做出預測，理論又有何益？我看這是淺薄的說法。
在經濟學的隊伍里，理論經濟學家本來就不大重視預測，而必須做預測的常常是政府經濟學家和商業機構經濟學家；預測是他們的職業任務之一。如果經濟活動完全可以預測，就不需要市場經濟了，甚至不需要貨幣了，政府可以按計劃安排一切經濟活動。
經濟學家喜歡這樣說，好像為自己開脫罪責。但事實就是這樣。
理論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周期的理論，的確讓他們看起來像“事后諸葛亮”。經濟學家不能消除經濟周期，因為他們不能改變人的心理，不能改變經濟規律。決定經濟活動的因素實在很多，技術革命因素、政治家想左右競選形勢的經濟政策、他國政策變化對本國的影響，大的自然災害，等等，都會帶來經濟活動的極大不確定性；心理因素更難把握。所以，誰要是總能正確預測主要經濟指標在小數點后兩位，誰就是神仙下凡。至今沒有這樣一個人。誰要預測正確一次，那也是歪打正著。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專門從事預測工作的專家所犯的錯誤，都抱以寬容態度。
然而，說到底，理論還是有用的，只是我們不要堅持“小數點后兩位”這樣的嚴苛標準。如果一件事情明顯違反經濟法則，經濟學家總能預言其后果。當年米賽斯在維也納時，總指著奧地利國家信用銀行說：這家銀行遲早要倒閉！果然它在1929年倒閉了（轉述林行止講的故事）。在凱恩斯之前，西方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猶如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多少有點瞎比劃。此后，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成熟起來，政治家多少能憑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以致西方經濟有了50年左右的大體穩定期。職業經濟學家進入政府決策層總得來看，起了好作用。
當然，這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經濟學家也的確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只是這種反省主要應在經濟學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經濟恢復和繁榮使人們很快忘記了凱恩斯，“冷戰心理”多少對經濟學家也發生了影響。但凡誰強調政府干預和監管，就似乎有了“蘇俄共產主義”的嫌疑，就有了“政治正確”問題——這雖然是我的猜測，但大體八九不離十。這種心態影響了一些人說話的方式。
西方經濟學家應該自問這樣一個問題：市場中滋生的反市場力量——壟斷，與投票產生的政府相比，哪一個更壞？
人類在經濟現實中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競爭只是經濟學家的假設，現實中壟斷比比皆是。有人說，只要權力集中就免不了壞毛病，哪怕它是投票產生的政府。這種說法總能找到根據。但壟斷企業也有集中的權力、有富可敵國的財產，只是它產生于市場。正統經濟學喜歡市場，愛屋及烏，連壟斷也一并喜歡了。那些曾經不那么正統的經濟學家，如熊彼特、羅賓遜，對壟斷多有批評。我看比起民選政府，那些寡頭壟斷企業，那些“金融大鱷”，要更壞一些。在權力集中的性質上，它們半斤八兩，但民選政府多少會講公共規則，而金融寡頭的行為明顯涉及公共性，卻不講公共規則。所以，給壟斷企業勒上馬頭套、系上韁繩，是十分必要的。
壟斷企業是不能被消滅的，因為它們來自市場競爭。消滅壟斷，就意味著消滅市場經濟；而消滅了市場經濟，政府一定會更壞。懂得這個道理，遠比預測GDP增長率重要得多。
|
主流經濟學不是一盆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