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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復蘇形勢總體較為明朗，然而連續實施了近七個季度的經濟刺激政策，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其負面因素也開始抬頭，主要表現是財政風險的迅速積聚。盡管各國都認識到了重整財政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在經濟增長和財政安全之間的抉擇異常艱難。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分析上半年世界經濟的運行，在經濟增長、金融風險財政化、政策選擇、中國作用等四個方面做出了基本判斷。2010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總體增長態勢未變，部分指標增速回落，但這種回落在當前環境下對于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良性的。與去年同期相比，我國財政狀況進一步得到改善，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了較好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支減收的效果明顯。本文的最后，在當前的環境和發展階段下，對公共財政的性質進行重新定位與解讀，以此作為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的依據和取向，并提出未來政策建議。
世界經濟復蘇與財政風險
2010年上半年，世界經濟的總體特征是經濟復蘇與財政風險積聚。歐洲部分國家仍深陷債務危機的泥沼，復雜化了世界經濟發展以及危機本身發展的進程，但從經濟運行的主要指標來看，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仍是復蘇。目前世界經濟已經恢復增長這一判斷基本得到普遍認可，但對經濟持續復蘇沒有充分把握，因為擴張性的反危機政策從實施到現在，積累了較大的財政風險，對世界經濟的持續復蘇造成威脅。所以在財政安全和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下，世界各國都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基本上做到了有進有退、松緊搭配，但內容和側重點各有不同。美國等發達國家更擔憂經濟衰退，面對刺激政策退出較為謹慎；發展中國家更擔憂寬松政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刺激政策退出已經漸入日程；歐盟部分國家由于深陷債務危機被迫收緊財政政策，同時保持貨幣政策寬松以支持增長；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控成效顯著，總體上保持了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短期財政風險不突出的良好發展態勢，并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推動力量。
基本判斷之一：世界經濟初放晴——已經恢復增長
各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經濟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保持增長；日本已連續四個季度實現增長，經濟步入復蘇軌道；歐洲盡管身陷債務危機，但總體來看，并未脫離世界經濟恢復增長的大趨勢，據二季度經濟學家調查報告顯示，西歐經濟學家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評估連續三個季度回升，歐盟委員會也調高了增長預期，歐盟企業經理人和廣大消費者對總體經濟變化態勢也持樂觀態度；亞洲繼續扮演著全球經濟復蘇領跑者的角色，與第一季度相比，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經濟學家信心指數強勁回升，創6年來新高。在亞洲國家中，中國的經濟形勢變化更為超前，在經歷了加速增長的過程之后，部分指標增幅回落，既實現了復蘇，又平抑了通貨膨脹預期，經濟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成為平穩著陸的佼佼者。
基本判斷之二：經濟復蘇又遇陰霾——金融風險財政化
經濟危機和反危機政策帶來的一些現實問題是世界經濟持續復蘇的掣肘，尤其是目前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風險財政化的困擾，在發達國家表現為財政赤字和債務風險，在發展中國家表現為通貨膨脹。美國的財政風險主要體現在赤字和債務風險，赤字率和國債負擔率分別為10.6%和90%。奧巴馬已經認識到，國家要長期保持經濟復蘇，還必須負起財政責任。日本的財政問題幾乎已經走到了財政危機的邊緣，目前的國債負擔率為189%，預計2015年這一比率將達250%。菅直人說：“以現在的情況來看，不曉得日本的財政還能夠支持多久。”歐盟當前面臨的首要經濟問題也是各成員國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而產生的高額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希臘債務危機將世界關注的焦點引向歐盟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據悉，自2008年以來，歐盟成員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總額增長了3倍，2010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達到7.25%。目前，歐盟27國中已經有20國出現赤字超標的現象。韋伯說：“除了減少財政赤字外，別無選擇。”反危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恢復增長的同時，也帶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在亞洲表現更為突出。亞洲開發銀行預測，2010年亞洲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將由2009年的1.5%上升至4%。
從理論上看，金融風險財政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這是由財政宏觀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決定的。當金融危機足以動搖整個社會的基本運行時，財政就要實施宏觀調控，成為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在實際中，雖然金融風險財政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金融危機轉化為財政危機的結果卻并不必然出現。這一方面取決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金融風險的程度。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只要金融危機的范圍和破壞力度還在金融調控的能力之內，金融風險與財政的關聯就還是間接的。然而，在這場全球性的大規模金融危機中，市場機制的調節能力已經不能夠獨立引導經濟走出危機，而財政救助措施成為先鋒和主導力量，金融風險財政化成為現實，并且正由過程向結果過渡。
基本判斷之三：驅散迷霧的法寶——政策持續、政策退出與政策協調
后危機時期，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是兩難選擇———經濟增長和財政安全。如果持續刺激政策，將難以保證財政安全，也可能進一步誘發通貨膨脹；如果啟動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則整個經濟刺激計劃難以收效，甚至犧牲經濟增長，發生“二次探底”。我們認為，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推動經濟持續復蘇是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但必須考慮財政安全，財政政策酌情收緊或不再出臺新的寬松措施，同時，為了不影響經濟復蘇，貨幣政策應保持寬松；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對政策的敏感度較強，經濟復蘇的過程較短，但也同時誘發了通貨膨脹，為了防止其轉為惡性，只能將安全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收緊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但同時必須考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保持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因此，后危機時期，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視情況有彈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問題不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松緊方向也應有所不同。目前各國的實際做法雖然還沒有完全走上這一軌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國一方面堅持刺激政策持續，另一方面有重整財政的行動目標，地方政府已經啟動了緊縮政策。日本巨額財政赤字和通貨緊縮并列為經濟復蘇的首要難題，其宏觀經濟政策只能走結構性調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續和退出并進，一邊緊縮財政，一邊放松銀根，做好政策的協調配合。歐盟集中全力治理財政風險，為了保持復蘇勢頭，寬松的貨幣政策須持續。威脅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復蘇的是通貨膨脹以及高通貨膨脹預期，以亞太地區為首，掀起了一輪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緊的主要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暫時保持連續。
目前來看，對于任何國家來說，刺激政策都不應該絕對地退出和持續，應該是科學地“有退有進”，對癥下藥，同時保持本國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搭建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發揮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機時代，擺在各國面前的一個艱巨使命就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只有齊心協力營造好經濟發展的大環境，才能無后顧之憂地實現本國復興。從經驗來看，宏觀經濟政策的國內協調已經成為常態，但國際協調機制還沒有搭建起來，直接原因是各國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從實際來看，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是一個初步的政策國際協調平臺，但是一開始就期望實現多邊協調不大現實，難以達成有效一致。此次多倫多峰會各國達成的預算赤字減半目標也未必真正能實現。因此，相對于國際協調來說，地區協調更容易實現，相對于多邊協調來說，雙邊協調更容易實現，所以，可以從地區和雙邊協調開始，逐漸向國際協調推進。
基本判斷之四：經濟復蘇迷霧中的曙光——中國的推動
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較好地保持了穩定性和連續性，對世界經濟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復蘇迷霧中的曙光。
從全球視野中看，中國既沒有陷入發達國家的經濟低迷和債務危機，也暫時擺脫了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的困擾。而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還是來自于內部，可以通過自身的改革來逐漸解決。面對“全球失衡”的現實和全球“再平衡增長”的需求，中國作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一員，有能力也愿意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梁，吸納、整合、發展、創造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早日實現“再平衡”和世界和諧做出貢獻。在多倫多峰會上，中方提出四點期待：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鞏固世界經濟復蘇勢頭；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首爾峰會前完成份額改革目標，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給予發展問題更多關注，為將于9月舉行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提供政治支持；繼續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說明中國正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并盡可能地發揮推動作用。如果這些期待都能實現，世界經濟必將穩步向前發展，實現平衡增長將指日可待。
閆坤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于樹一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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