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體量巨大的中央企業來說，投資是最重要的經營活動，也是風險最大、最復雜、最難決策的事情之一。
長期以來，央企投資既存在“管得過多”的憂慮，也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風險。如何有效平衡效率與安全的關系，達到“既放權又不濫用權”的目的，國務院國資委1月18日發布的《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對央企投資重新劃出了監管紅線。
制定投資項目“負面清單”
中央企業的投資主體多、項目多、規模大，投資監管難度高、風險大，需要構建一個多維度的監管體系，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辦法》提出，中央企業投資要進一步聚焦主業，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大專項任務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產業集中，向產業鏈高端集中。
“一方面，主業是央企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只有突出主攻方向，做強做實做精主業，才能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對于分布在傳統產業中的國企，也會分戶核定企業的非主業投資比例，為企業轉型發展留出空間。”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丹華表示，企業的主業是動態變化的，今天的朝陽產業可能是明天的過剩產業，因此需要對企業的發展方向進行差異化管理，不能搞一刀切。
與以往監管要求不同，新辦法提出建立中央企業投資項目負面清單制度，對央企投資項目按類別劃分為“禁止類”和“特別監管類”，列入“禁止類”的投資項目，中央企業一律不得投資;列入“特別監管類”的，則需要審核;負面清單之外的其他投資項目，由企業自主決策、自擔責任。
“負面清單為央企投資行為劃定了‘紅線’，也是國資監管的底線。”在國資委規劃局局長鄧志雄看來，負面清單講清楚了中央企業不能投什么，“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不符合企業投資決策程序和管理制度的、資本金低于國家相關規定要求的投資項目都列入‘禁止類’”。
投資監管覆蓋全過程
有的投資金額龐大，運轉周期長，個別企業存在“重決策、輕跟蹤”的問題;有的投資審核層級過多，往往等獲批后已然錯失良機;有的投資失誤事后問責不夠，帶來權與責不相匹配……央企投資中的這些“痼疾”需要更加科學規范的“藥方”加以診治。
《辦法》將中央企業的投資監管劃分為事前、事中、事后三個階段，按照事前規范、事中加強監控、事后強化問責的思路，從過去以事前管理為主轉向事前事中事后監管并重，實現對投資全過程監管。
“有的央企投資金額要成百上千億元，項目運轉周期長達幾年十幾年，這期間市場形勢會發生巨大變化，哪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導致項目失敗。這就要求投資決策不能一決了之、一定了之，必須隨時跟蹤項目變化進行再評估、再決策，建立投資全過程風控體系。”鄧志雄指出。
《辦法》提出，央企要對投資決策實行統一管理，向下授權投資決策的企業管理層級原則上不超過兩級。在投資回報上，辦法要求各企業設定投資收益底線，制定及時止損退出機制，并將投資回報率低于一定水平的投資項目列入“禁止類”項目。
引多元資本 防境外風險
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央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化經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逐步提升，業務分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規模超過5萬億元。
黃丹華指出，與國際一流跨國公司相比，中央企業國際化經營起步較晚，經驗相對不足，對國際規則的熟悉和運用不夠，對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能力有待提高，再加上境外投資的市場競爭激烈，國別差異較大，投資監管環境不同，境外投資面臨著較大的政治、法律、社會、安全等各類風險。
《辦法》對央企境外投資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明確規定央企境外投資必須符合企業發展戰略和國際化經營規劃，堅持聚焦主業，原則上不得在境外從事非主業投資。此外，在股權結構上要求境外投資積極引入第三方機構入股;對境外特別重大投資項目，要在項目決策前委托有資質的獨立第三方咨詢機構開展專項風險評估等。
“相比境內投資，央企境外投資的風險大、矛盾多，形勢更為復雜。事實證明，央企實施境外主業投資的，往往成功的概率較高;進行非主業投資的，由于缺乏主業的比較優勢，在識別和處置風險方面處于劣勢，容易導致投資失敗。”鄧志雄告訴記者，境外投資防控風險的有效之策就是引入多元化的民間資本、當地投資者、國際投資機構等入股，從而有效地分散風險，分散投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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