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從去年年末至今，我國債券市場融資功能明顯走弱，非標類融資規模卻大幅反彈。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顯示，最近3個月（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中，非金融企業債券融資連續負增長，累計同比少增近1.4萬億元。而在同期，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票據這三類非標準化融資方式的總規模卻增長近2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
社會融資結構的這一最新變化，完全逆轉了過去3年我國金融的發展趨勢。2012年之后，影子銀行風險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視。抑制影子銀行，“非標轉標”成為金融政策的主導方向。出于控風險的考慮，非標準化的影子銀行業務愈發被嚴格監管，令社會融資中的委托信托貸款及票據融資持續走低。與此同時，受益于“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的政策導向，標準化的債券融資獲得有力推動，融資規模穩步走高。相比過去幾年的趨勢，最近社會融資中“債券弱、非標強”的局面十分明顯。
我國融資格局之所以會在最近逆轉，很大程度上緣于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債市去杠桿政策。在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之后，股市資金大量流入債市，在推高債券價格的同時，也讓部分金融機構在債市中的杠桿率大幅上升。有了股市異常波動的前車之鑒，監管者自然不會放任債市杠桿風險持續上升，因而有了去年下半年的債市去杠桿政策。應該說，債市去杠桿是必要而及時的，也的確顯著降低了債市風險。但在這個過程中，債券融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擠壓，令實體經濟的一部分融資需求從債市轉向了非標類影子銀行融資業務。
目前，債市融資萎縮的負面效應已開始體現，實體經濟融資難重新抬頭。今年前兩個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同比負增長8%，創下了十多年來的最低增速。到位資金結構不均的現象也很明顯：地產投資到位資金正增長7%，而非地產投資到位資金則負增長16%。這有可能是因為非標類融資投向難以被監管者精確管控，所以大量向高回報的地產行業集中。而基建投資雖然是今年穩增長的重要引擎，但因為其融資明顯受到了債市低迷的影響，前景并不樂觀。
債市融資萎縮的另一負面效應是拉長了資金鏈條，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我國存款和貸款在大小銀行間分布不均。大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強，但在發放貸款方面則相對謹慎。于是，大銀行的存款資金往往會較為富余。在債市穩定的時候，大銀行可直接購買債券，將其資金投入實體經濟。但在債市融資功能受抑制的情況下，大銀行則更多通過購買同業存單的形式，將其富余資金轉借給中小銀行，支撐后者的信貸擴張。于是，資金流入實體的環節被拉長，成本也相應增加。
在債市去杠桿已經取得明顯成效，債市融資不暢的負面效應逐步浮現的當下，有必要微調相關政策，恢復債市的融資功能。我國實體經濟雖在復蘇，但持續性有限，難以承受高利率環境。因此，貨幣政策有必要釋放一些寬松信號，以對沖過去發出的緊縮信號，從而真正落實“中性”的政策基調。此外，金融監管還需保持一定彈性，不可強求把資金流動完全管住。否則，債券等標準類融資雖然容易管住，非標類融資卻會在監管高壓下快速增長，反而不利于防控金融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