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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進程在過去的兩年里仿佛突然換擋，把這個世界帶進一個重大事件的多發期：許多之前難以想象的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ISIS的興起、歐洲頻發的恐怖襲擊、難民危機的挑戰、歐洲選舉中右翼政黨引人注目的表現、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特普朗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獲勝、日本執政聯盟以多數優勢在修改憲法這一議題上獲勝、南海的緊張局勢、許多國家民族主義抬頭，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帶給我們一個接一個的沖擊和震撼。
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事情？
筆者認為，我們或許已經處于全球化鐘擺運動的轉折點，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議題正在從強調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范式向主張保護社會轉變。筆者還認為，全球化在近期發生的頓挫還伴隨著另一個新動向：發達國家公眾長期以來對美國戰后主導的威爾遜自由主義國際秩序（Wilsonian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傾向取代。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解釋正在發生的一切？
本文將首先建立一個分析框架。這個框架以卡爾·波蘭尼、杰奧瓦尼·阿瑞基和哈羅德·詹姆斯三位學者的洞見為基礎,，它包括波蘭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極之間進行鐘擺運動的觀點；阿瑞基關于從貿易與生產的擴張到財政與金融的擴張的全球化周期（globalization cycle）是世界霸權秩序興衰的驅動力的討論；以及詹姆斯的觀點——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而這兩個運動的興起則可能是全球化逆轉的導火索。
本文認為，雖然上述三位學者對全球化文獻的貢獻有助于我們厘清當前國際政治潮流背后的驅動力，但是我們亟需一個新視角來進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轉的政治過程，即分析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各國對全球化危機的應對，以及這種影響如何導致詹姆斯所討論的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
接下來，筆者將運用上述理論框架分析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終結戰后資本主義國家二十年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以來全球化經歷過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在這一意識形態的驅動下，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作為解決此前多年保護社會（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帶來的經濟低效率的措施，推動了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與生產的擴張，進而帶動了諸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財政與金融的擴張。1990年代初期冷戰的結束曾經帶來福山討論的“歷史的終結”這樣一種時代氛圍。在這種氛圍下，全球化的各種指標都呈現出加速的趨勢。然而，國際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國內金融機構的失策最終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階段。本文顯示在這一階段，被深度制度化的關于自由貿易和移民的理念嚴重地影響了發達國家為全球化產生的各種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權國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試圖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進一步向國外資本開放國內市場，期待用這個貿易協定為它在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吸引盟友。歐盟這個超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難民危機，計劃積極地接納大量移民。
上述這種種措施，讓已經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人們感到極大的恐慌。雖然公眾輿論普遍認為各國應該在全球化危機爆發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調整，增強保護社會的措施，但是許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使他們關于政策的討論仍然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軌跡展開。這引起了公眾極大的不滿，最終在發達國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迅速發展。從這層意義上而言，正是各國政府在應對全球化危機時循規蹈矩，無法迅速調整公共政策加強保護社會這一失敗本身在觸發全球化過程的逆轉。
本文認為，雖然已經出現全球化逆轉的各種跡象，最后是否逆轉還要看未來的一年里發達國家的幾個重要抉擇，不僅包括英國成功退歐，美國大選以及意大利憲法公投的結果以及后續發展，而且也包括德國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過它們面臨的銀行危機，從而避免發生系統性的崩潰。在更為宏觀的層面，2008年以來迅速膨脹的全球債務泡沫是否破滅也將對全球化的未來有決定性影響。
（文章摘自《全球化VS逆全球化》，作者：王輝耀 苗綠，出版：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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