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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技術，這種創新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近期一次學術論壇上發出的感慨，同時也闡述了一個重要觀點：科技創新不能由評審制度決定。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的科研活動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各類科研院所。科技創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統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這種方式曾確保了科研水平和科研團隊建設，為科研和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改革不斷深入，這樣的科技創新主導方式，也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發展節奏。
從歷史上看，絕大多數顛覆式創新的出現，特別是對人類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創新，都不是評審制度的功勞，而是創新者在洞悉社會需求后，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進行大膽嘗試的結果。因此，要適應新時期發展的特性和節奏，我國的創新體制也應該逐漸告別“評審說了算”框架，引入更多的創新支持體系和創新主體，讓更多科研工作者和創新者將精力放在科技創新本身，而非忙于應付評審、取悅專家。
從制度層面出發，我們應該盡快對高校和科研院所現行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作出改革，構建更加靈活、更加貼近科研本身的創新支持體系。在改革現行體制時，應回歸科研和學術本身。可以對科研、技術、學術、創新的價值、水平做出評判，但不應預設技術創新的發展方向，更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專家喜好，來決定技術如何演進。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吸取先進國家的經驗。例如，早在十余年前，美國黑科技的最大支持者和贊助商之一的DARPA（美國國防先進技術研究計劃署），就開始引導和資助無人駕駛技術的發展。但DARPA的做法不是召開技術評審大會，更沒有通過專家審批來確定美國無人駕駛技術的“發展路線圖”。而是通過技術挑戰賽的形式，幫助企業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中，不斷探索各種技術的可行性，一步步走向完善成熟。最終讓原本只存在于科幻電影中的虛構，變為即將大規模應用的現實。目前，包括谷歌等一大批掌握自動駕駛前沿技術的企業，都是這一項目的受益者。
除了改革現行科研體制，我們還應扶持企業科研力量的崛起。要盡快建立相關機制，讓更多的企業科研力量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支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貼近市場，了解需求，企業的創新潛力巨大，不但具備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產品的積極性，還擁有調動各類要素進行生產的運行機制。同時，在市場競爭壓力下，為了提升競爭力、創造效益、謀求發展壯大，企業的自主創新較之傳統的科研機構，自主性和緊迫感更為突出。
事實上，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一直都是顛覆式創新的源泉之一。例如，美國的貝爾實驗室、施樂實驗室、谷歌X實驗室等，其成就有目共睹：發光二極管、有聲電影、通信衛星、計算機圖形界面、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這些對人類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技術，均出自企業。在國內，企業的創新活動也開始被廣泛認可，創新成果也不斷涌現，在云計算、無人駕駛、物流智能調度、金融級系統架構等領域均有突破，而這些均是有可能成長為改變世界的顛覆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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