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而言之，1949年之后，后三十年漂亮的數字背后，一方面反襯出前三十年的基礎薄弱，另一方面則發出投資驅動增長的警告。溫家寶曾多次評價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而持續十年的“胡溫景氣”并沒有根本改變中國經濟諸多弊端。
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外交》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神話》，指出東亞增長不是奇跡，其高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這一被視為“神奇預言”的文章，因隨后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廣為人知，克魯格曼也在2008年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二十年過去了，中國是不是例外呢？遺憾的是，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慣性強大，近年來尤以“四萬億”前后表現的最為集中，其國退民進、產能過剩、生產效率下滑等不良后果可能需要很多年來消化清洗。大規模的投資計劃，即使一時換得反彈，卻難以持久，這也是筆者連續撰文批判其無非是“播下刺激，收獲蕭條”。
站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三十年的市場化推進，一方面建立基本的市場體制，另一方面諸多關鍵要素、領域的市場化仍舊有待推進，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言，“20年來經濟處半統治半市場狀態”。
經濟規律與生活常識已經多次揭示，如不徹底市場化，必然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造成諸多“事與愿違”的結果。環顧四周，諸多流弊，在金融，股市、房地產市場、石油等領域比比皆是，不僅造成民眾對于民生的諸多不滿，也必然降低中國的投資效率，無法實現市場的自動出清。
最為典型的房地產市場，看似無數開發商自由競爭，但諸多癥結，都與離不開土地問題。從香港到內地，富豪榜上贏家，房地產所占不菲，華人為何偏好房地產？誰在推高中國房價？貪婪開發商還是精明的丈母娘？“史上最嚴厲”房地產調控為何吃力不討好？通過系列分析，回顧十年房價漲跌，很多答案或許昭然若揭。
然而，市場化并不簡單意味著政府的退出。作為監管者以及游戲規則設立者，政府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改革路徑也應該有所設計。以近年數度風生水起的金融改革為例，雖然有國際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實驗區的推進，但是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利率自由化等爭論仍舊舉棋不定。以人民幣而言，其“內貶外升”備受關注，屢屢跌停玄機何在？隨著中國經濟成長，人民幣如何順勢成為真正的國際化貨幣？離岸人民幣中心如何發揮應有作用？
鄧小平南巡時曾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改革成敗事關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諸多改革不可不做，不可不慎，難點何在？路徑如何？
因此，在《中國經濟怎么了》中“資本風云”、“股改之路”、“貨幣之惑”等章節，筆者結合市場動態，也給出一些政策建議以及思考。
當政府之手以微觀方式進行各種翻云覆雨的“宏觀調控”之際，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體量增大，市場力量也在以各種方式在各種罅隙之中“野蠻生長”。這是一個細微而偉大的變化，無論從股市對于經濟指標的意義，還是吳英等人為代表的民間借貸潛滋暗長，抑或電商價格戰背后明爭暗斗，中國民企為何偏愛多元化以及為什么沒有喬布斯，不同的問題背后或許有相同的答案——無論個體還是企業，都是實踐商業“用腳投票”的模式，是以不同方式“倒逼”體制改革，這也是筆者專門在《中國經濟怎么了》中留出“商業觀察”的意義所在。
時過境遷，無論人口紅利還是制度紅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長中消耗殆盡，重啟改革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改革是系統工程，推進需要大智慧，這也與近些年頻頻提及“頂層設計”息息相關；如今經濟失衡已經從外部轉移至內部，中國經濟面臨轉型關鍵關頭，改革更為緊迫，對地方政府權力的約束將成為重中之重。
從經濟領域而言，筆者更為推崇從財稅領域推進改革，因此在《中國經濟怎么了》專門開辟一章來談論預算法以及預算公開種種，甚至在2012年在微博進行了關于《預算法修訂案》征求意見延長的投票，感謝成百上千的人在支持這一投票。“稅來如山倒，稅去如抽絲”，折射出中國宏觀稅負不能承受之重。稅收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并不是保護費，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更不該是累累出沒的劫匪；想要看好自家荷包，就必須管住政府“錢袋子”，唯有通過約束政府預算。
財稅如此重要，正如學者所言，“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的數字匯總，而是關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
——須知，現代公民的萌生，首先是作為納稅人的萌生，無稅收，談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