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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等收入陷阱討論的積極意義 　　從上節可見，中等收入陷阱無論從絕對指標還是相對比重衡量，都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那么，為什么這個概念在2007年提出后僅短短幾年，就廣泛地受到歡迎，乃至被人們當作一個似乎長期存在并早已證明的定論？特別是在中國，它受到了官方和民間幾乎一致的認同和重視，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說，包含著存在這個陷阱危險但應對得當是可以跨越從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命題。這對于所有進入中等特別是中高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自然充滿了吸引力。特別是對于中國這個在200多年前人均收入還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國， 這種跨越騰飛、實現民族復興的大國夢想，更是具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在中國具有的特殊意義。 　　其次，一個發展中國家從低收入到中低收入階段，再到中高收入階段，繼續追趕高收入發達經濟，在每個階段上都有不同的挑戰。如何應對當前階段挑戰的各種意見、建議，都可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大題目下裝進來。而這也恰恰是政府決策者關心的焦點。因此，種種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主張都匯集到這個平臺上相互競爭，影響決策進而影響中國今后的道路選擇。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和國際經驗教訓的比較，確實產生了許多非常重要和有啟發性的思想。它對于我們已經達到中高收入之后如何應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和厘清方向路徑，大有幫助。這里豐富的內涵和橫向比較的坐標，可以容納我們今天關于改革和發展的幾乎所有主要討論。 　　另外，這個源于東亞復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還有一個重要成果。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所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知識淵博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分析家幾乎一致認為非洲的發展前景非常光明，而亞洲的發展前景則很黯淡。”亞洲當時既是全球最貧困，也是人口最多而自然資源匱乏的地區。但二戰以來，在全球180個發展中國家中，只有13個發展中經濟體在25年或更長的時期內實現了平均7%或更高的增長速度。并且其中成功地進入了高收入行列的幾乎只有東亞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 這就顛覆了人們關于人口負擔和資源匱乏約束增長的傳統觀念。換句話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無論其概念定義有什么缺陷，它都給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視角，去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實例比較，特別是為我們解剖成功的群體樣本、探尋增長跨越的奧秘提供了可能。 　　經濟學家對二戰之后各個國家和地區增長速度進行了比較，總結了許多國家在增長跨越（如從低收入到中低收入，再到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上的成功經驗，以及不少國家長期停滯、徘徊在一定的收入階段甚至有的國家從較高收入階段又跌入更低收入階段的教訓。在這樣一個豐富多彩的大樣本基礎上，再去仔細考察那些少數成功或不成功的典型案例。這樣，經濟學家通過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普遍性的結論，這主要包括： 　　第一，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體系是成功增長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因為沒有一個成功增長或追趕的案例是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下實現的。這與理論和歷史邏輯也是一致的。斯賓塞提出，“為什么現代化和增長的快速擴張進程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答案是經濟的全球化，包括產品和服務貿易、流動資本的不斷開放，最重要的是知識和科技的轉讓。” 世界銀行的幾個報告也同樣強調了這一點。 　　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所在。因為后進國家已經不必像先行國家那樣在黑暗中摸索，而可以直接借鑒和吸收別人經過長時期探索才獲得的知識、技術和信息。從1750年前后世界進入工業化以來的260多年歷史來看也是如此，早期工業化國家經常要花好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階段，二戰以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經濟體在開放條件下用短得多的時間就做到了（表前-3）。工業革命的最初20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速度也只在2%～2.5%，而二戰后的新興經濟體中7%～8%的速度已經不算稀奇（圖前-11）。圖前-1中顯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在二戰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總體快于高收入國家也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全球化時代大趨同論的依據。 　　 　　第二，市場經濟制度是另一個必要條件。這不僅是因為只有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才可能融入全球市場化的經濟體系，使外部資本、技術、思想和信息的順利轉移成為可能，還因為只有市場經濟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多元化產權制度才能提供充分的利益激勵、創新動力、降低產品和服務成本的競爭和滿足現實與潛在需求的能力。雖然戰后計劃經濟最初也被很多人認為是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有效模式，然而實踐表明，實行計劃經濟從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閉關鎖國的經濟體，無論是前蘇聯、東歐國家、中國、越南、朝鮮、古巴等國，還是在相當時期中多少采用計劃經濟模式的亞洲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盡管同樣有后發優勢，但無一例外都沒有能實現追趕型增長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以上這二項應當說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議題，而且都沒有爭議地被認為是經濟追趕最基本的條件，不過僅僅這些還不能保證持續地高速增長。用世界銀行報告的話來說，“堅守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的建議對于增長雖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趕上發達國家。” 用斯賓塞的話說，加入國際一體化體系，只是追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那么，還需要哪些必要條件，才能充分保證追趕型增長呢？遺憾的是，沿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寬泛的命題，經濟學家的說法就比較發散了。世界銀行2007年的報告中認為，過去15年經濟研究文獻的思路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規模經濟，包括國際一體化和帶來新知識的貿易和資本流動。 　　?新知識是推動經濟進步的最重要力量，也是規模經濟最重要來源，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從不斷提高的多元化轉向專業化，因此從重視投資轉向重視創新。 　　?城市是規模經濟最重要的聯結點，城市化代表更多農村人口分享市民化的服務和發展機遇。 　　?高效管理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特征的經濟活動相關的經濟租金，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抑制腐敗和保持社會和諧。 　　簡言之，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應當是已經遵循了亞當?斯密的理論，創造了經濟增長必備的和平環境、合理稅負和良好的司法體系，以及堅持了新古典理論關于開放、宏觀經濟穩定和廣泛投資人力資本的信條，但要進入高收入階段，簡單重復這些是不夠的，還需要處理好上述各方面的重要挑戰。 　　如果說世界銀行的報告因為必須面面俱到，因而多少讓人難以準確把握的話，中國國內學者的意見則要具體明確得多。中國學者一般是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翻越高收入之墻這個牽動政府神經的題目，強調中國深化改革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迫切性。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課題組，就提出了在中國面臨高收入之墻之際， 經濟增長通常會從高速增長下臺階轉入中速增長，在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涌現時，要以“參與促進型改革”來推動發展方式轉型。 　　他們認為，這時需要隨增速回落相應調低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在經濟減速時防范化解財政金融風險，企業改變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形成競爭性和創新導向的市場環境，打破壟斷和深化國企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解決三農問題，形成創新型教育和科研體制，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建成有利創新又分散風險的金融體系，政府由增長主導型向公共服務主導型轉變，以及參與促進型改革，促進機會平等、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建立鼓勵創業創新制度、完善法制環境。特別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上述的這些研究和歸納都讓人得到啟發，但由于涉及的重點是如此之多，人們還是難得要領。看來，要真正從二戰以后這半個多世紀后發國家的經濟追趕，特別是東亞五個成功進入高收入行列經濟體的經驗中把握住核心和確定性的東西，我們還需要新的坐標系。 第 1 2 3 4 5 6 7 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