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保險嬗變·暗疾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北京、江蘇、安徽、江西等地采訪發現，占我國財產險業務超七成的車險出現全行業承保虧損態勢，且程度不斷加劇，恐拖累整個財產險業務的良性發展。
業內人士認為，保監會發布的《關于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旨在促使車險行業擺脫困境，但僅靠車險條款費率單一改革仍顯不夠，亟待在大數據共享、行業外部環境改善等方面多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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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乃育/繪 |
隨著我國機動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財險公司業務中車險獨大現象日趨普遍。在我國前三大財險公司——人保財險、平安財險和太保財險的業務構成中，機動車輛保險占比均超70％，其中太保財險車險占比高達78.11％。“令人不安的是，車險利潤在逐年下滑”。北京世紀保險經紀有限公司總裁楊樺說。
安永《2014年保險行業風險管理白皮書》顯示，從全國45家財產險公司2013年度信息披露數據看，車險全行業進入承保虧損狀態，45家財產險公司合計承保利潤為－16.5億元。
“2014年車險業務全行業幾乎無利可圖，且呈進一步惡化趨勢。”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系主任、保險研究中心主任王緒瑾認為，這勢必影響整體財險業務的健康發展。“用不到30％的其他業務利潤來補70％的業務窟窿，難度極大。”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車險業務體量龐大且產品單一，當財險公司經營的現金流支撐皆來源于車險時，將難以釋放活力。
安永亦在《2014年保險行業風險管理白皮書》中分析認為，雖然我國財險企業對企業財產保險、貨物運輸保險、出口信用保險等險種有所涉獵，但這些都屬政策性保險，財險公司在此之外幾無創新之處。
“不管交強險還是商業車險，都有公益屬性，一旦事故發生，能否及時賠付到位考驗社會和諧。”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認為，一方面，由于虧損加劇，商業保險公司可能會因某些被保險人的風險狀況高而不愿承保，但這些人恰恰是最需要車險的群體；另一方面，當前車險理賠難度增加，保險公司一旦少賠、慢賠，就容易引發消費者不滿。
綜合成本率超100％ 騙保加大險企負擔
車險業務緣何陷入全面虧損境地？記者采訪發現，綜合成本率居高不下，是行業承保利潤急劇下滑的主因。安永《2014年保險行業風險管理白皮書》亦印證了此判斷。以2013年為例，財險行業綜合成本率由2012年末的97.2％急升至99.5％，其中全行業車險綜合成本率更是達到100.7％。“造成綜合成本率高企的首要原因是車險費率體系的內在缺陷。”王緒瑾說。
目前，我國商業車險仍以購車價格為費率標桿，在條款和費率設計上具有較大同質性。相對于精確的風險識別，財險公司更注重獲取客戶，激烈的競爭導致業務成本和費用支出明顯上升，直觀的體現是財險公司支付給中介的合作費用持續走高。基層保險業務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車險業務銷售普遍依賴汽車經銷商，大多財險公司會給予車商10％到30％的傭金。
同時，由于車企和汽車經銷商采取“低價賣車、高價養護”的贏利模式，助推了財險公司賠付成本不斷攀升。根據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和中國汽車維修協會發布的國內常見車型“零整比”研究成果，在公布的18個車型中，零整比系數最高為1273.31％，最低為271.62％，可見以車價為保費標準的定價體系遭遇賠付成本高企困境。
此外，車險虧損還受累于保險法制環境欠佳。安徽省某保險公司負責人舉例說，現在保險“黃牛”普遍存在，他們有的是律師，有的是深諳保險規則之人，在處理事故理賠時，通過打通一系列環節，將小事故無限放大，形成黑色產業鏈。記者查閱過往案例發現，曾有保險公司賠付了40多萬元，而客戶拿到的僅10萬余元。
“司法傷殘鑒定也時有不公，導致騙保層出不窮；一些修車企業更是為了賺錢，聯合消費者造假，產生的巨額保險令保險公司不堪重負。”他說。
費率改革呼之欲出 配套細則仍需深化
針對車險行業困境，保監會近期發布了《關于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未來商業車險定價權將交給財險企業，車險費率市場化機制即將建立。業內人士及專家認為，深化車險市場改革還需多項配套改革同步跟進。
建立車險行業大數據體系。人保財險執行副總裁王和表示，目前車險按保額定價，車價多少就收多少保費，對風險因子的評估相對較少，風險刻畫比較粗放。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就是要精確識別不同客戶風險，精準定價，量身定制產品。“其基礎是建立相應的大數據體系。”
業內人士表示，眼下各保險公司都有一定數據積累，但由于公安、醫療等數據未能共享，無法形成可用的大數據。“大數據面臨存儲能力、處理能力和分析能力三大不足。”他說，這些缺陷致使大數據不能形成資產，更不能形成資本，宜盡快建立車險行業大數據體系，為車險費率改革奠定基礎。
王緒瑾則建議建立由保險行業協會牽頭，保險公司作為會員的汽車碰撞研究中心，形成汽車碰撞大數據庫，為車險費率提供定價依據。
釋放保險公司自主權。王緒瑾認為，要對保險公司放手，讓其具備自主制定條款和費率的能力，發揮其靈活性。尤其在重大事件中，既要充分體現保險功能的發揮，也要及時調整有爭議的條款。如2012年的“7·21”水災中，車險涉水條款是否免責引發爭議。“此時，保險公司宜發揮自主權，在理賠后對相應的爭議條款進行修改。”王緒瑾說，既可防止再起爭議，又提高了保險業的公信力。
改善司法、輿論環境。鎮江市保險行業協會秘書長康勇表示，目前在涉及保險公司的訴訟案件中，法院、交警普遍存在思維定勢，認為保險公司是強勢行業，當事人是弱勢群體，導致審判中時有偏頗。同時，由于輿論對于理賠難個案過度關注，甚至出現干預司法的情況。康勇建議從打擊騙保黑色產業鏈入手，改善車險外部環境，為改革的推進營造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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