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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康 蘇京春 |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國際比較參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同時也處于推進全面改革與全面法治化的“攻堅克難”時期。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讀與應對的討論一度異常激烈，且持續不斷。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頗有影響學者所說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網上激烈觀點直接表述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和認識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樂觀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從數據分析對比上認定中國將較快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學者預計中國會在2022—2024年成為高收入社會。當然還有“謹慎派”，認為向前看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對一半”，必須經歷這一嚴峻的考驗，切不可掉以輕心。我們絕不認同“否定派”的觀點。根據對多樣本的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經濟體的實證情況和相關問題的追蹤，我們認為必須強調“中等收入陷阱”顯然是世界范圍內一種可歸納、需注重的統計現象，反映著現實生活中無可回避的真問題。這一概念如何細化、變化、精確化，當然應該討論，但直接予以否定決非科學態度。而且，應進一步強調：立足于當下，放眼于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對于艱難轉軌、力求在“和平發展”中崛起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關乎其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必須嚴肅面對的頂級真問題。
我們亦不太贊成“樂觀派”的表述。直觀的數據對比工作顯然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但以未來七年中國以年均GDP（國內生產總值）6%的增速即可達到高收入經濟體指標為依據，引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圍，卻會模糊乃至掩蓋了這一歷史考驗的綜合性、嚴峻性。
我們的基本觀點更傾向于“謹慎派”，認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全球發展大格局中基于統計現象昭示我們的“中國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視它、最努力地爭取避免它、跨越它。這是我們在歷史考驗面前應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戰略思維，是在黨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的潛在威脅之下，必須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謹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風險，寧肯把困難變得更復雜、更嚴重，正是看清了大樣本中那么多的前車之鑒而使中國避免重蹈覆輒的明智自省、積極防范。
因此，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聯通“中國夢”的這一頂級真問題，本書試為讀者全面解析有關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相關概念，力求通過翔實的數據分析，展示經濟發展階段判斷標準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演進格局，并以長期發展視野為背景來篩選、認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國家的發展軌跡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關指標，從而為中國直面這一真問題而尋求經濟學視角的底線標準和可借鑒經驗。在認識成功者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已經落入陷阱的為數更多的經濟體的前車之鑒。本書基于世界銀行數據，同口徑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組的概貌，進而認識中國在中等收入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經濟發展軌跡，則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強調，對于經歷“黃金發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正在進入“速度下臺階”的“新常態”的中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這一問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樣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和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的發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為前車之鑒，正等著看我們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遠矚”“老成謀國”，保持戰略思維的應有水準，當前階段已特別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見事快、預警清晰，對防范措施作充分討論與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相關研究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公認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國內盛行的民粹主義情愫和福利趕超路徑選擇，實際上是導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與拉美地區有種種的不同，但考慮到在中國經濟社會潰變中某些基本社會壓力與矛盾積累的特征、軌跡和發展背景與拉美地區的相似性，特別值得警示我們應對拉美教訓加以研究和引以為鑒。
本書認為，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產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后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仿，最終都達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領先水平，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系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實際上兩者關系的“黑箱”遠未充分打開。“制度”作為一項人們在不斷嘗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并非簡單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后發追趕階段，技術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平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
本書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這一點，從城鎮化水平線索下的研究也能夠得到印證。除了全球和總量視角以外，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更加無可回避和必須高度重視。
中國正在踐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實際上可清晰勾畫出“和平發展”中的“追趕—趕超”路線。時至今日，經濟增長已然步入“新常態”，上下行因素對沖中要追求中國經濟“升級版”增長平臺的打造，置身于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的大背景下。產業革命加速更迭，為中國經濟帶來“緊迫壓力”，技術戰略儲備亟待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已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鉗制下坐上了炙熱的“第二把交椅”，增長中面臨著“胡煥庸線”格局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世界最大基數的人口規模與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矛盾凸顯”與制約仍在不斷加劇；悠久歷史下形成的傳統文化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現代文化形成對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軟實力”不足的負面影響；制度變革正處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的狀態；發展中難逃民粹主義思潮等的慣性軌跡，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問題，更加嚴峻和形成更強烈的緊迫感。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到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性歷史時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大問題，應當秉承從追趕到趕超的戰略發展大計，尋求在超常規發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徑與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國當然不能僅僅依靠“比較優勢”，而是必須頂住經濟發展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壓力，力求通過經濟追趕真正達到趕超。在追趕過程中，中國基本已經逐步走過技術模仿的階段，趕超階段制度紅利的發揮及其對技術創新激發作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而中國的制度變革必須完成攻堅克難取得決定性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后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式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哲理與合作競爭框架下，通過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本文摘自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賈康 蘇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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