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中國正式立項的稅種有18個。如果我們把財政收入總額作為一個總量，然后把這18個稅種的貢獻度做成一個餅形圖，會得出以下數據：70%的稅收來源于間接稅;90%以上的稅收來源于企業;6%左右的稅收直接來自居民個人。這組數據說明，我國的稅收來源結構嚴重失衡，我國的稅收制度真的需要進入到一個大規模的調整階段。
基于這樣的判斷，特別是瞄準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樣一個方向，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所涉及的稅種一共有六個：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其中，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是直接稅——這兩種稅種都涉及到稅收征管機制的重大調整，所以作為配套改革，又加了一個稅收征管法;增值稅、消費稅是間接稅。這樣一來，整個稅制改革的版圖就被描述為“六稅一法”。
那么，這“六稅一法”是怎樣一種改革呢?推進路線是什么?在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中，間接稅占70%，直接稅占30%，這樣的稅制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運行發展。由此，所提出的稅制改革的推進路線是直接稅的比重要增加，而間接稅的比重要減少——這里所指的直接稅更多地是指自然人稅，間接稅更多地是指企業稅。
然而，從2013年11月至今，我們回想一下，我國的稅收制度改革有哪些動向?哪些已經行動了?哪些還沒有行動?哪些還在在研究當中?其中，最搶眼的一個稅改項目恐怕是是從2016年5月1日開始試點的全面營改增——全面營改增要減少5000億元的稅收。然而，通過這次稅改項目，關鍵是大家記住了什么?記住為什么要進行營改增了嗎?恐怕大家記住的僅僅是所有企業的稅負只減不增。
其實全面營改增所減的這5000億是有一個過程的，而且還不止于這5000億。營改增是于2012年開始試點實行的，至2014年，減稅1918億元。2016年，實行全面營改增，并在1918億元的基礎上，將減稅額增至5000億元，即增加3000多億。還不止如此，在2016年全面實行營改增之后，還會對現行的增值稅稅率做進一步的簡并調整，進而進一步地減稅。據保守估計，如果增值稅的現行稅率下調兩個百分點，還會減少4000多億的增值稅稅收。這樣算下來，整個營改增的進程中，會減稅9000億元。
大家要清楚，這樣的減稅是有大前提的，即穩定稅負，政府支出規模不減。那么，問題來了，間接稅減下去的空間誰來填補?那顯然要寄希望于直接稅的增加。如果直接稅不增加，就變成單純意義上的減稅了，我們所看到的稅制結構就不是一個優化的結構了。
那么，直接稅應該如何增加呢?目前列入稅制改革規劃的兩個稅種是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其目標指向都是加稅。個人所得稅要向綜合個人所得稅發展，這就意味著納稅內容不僅包含個人工資，還包括其他所有的收入。這樣累計納稅，稅率肯定會高，進而達到增稅效果。目前，除了上海和重慶，我國其他地方的房地產稅負是零。今后，不管房地產稅采取什么樣的稅制安排，只要房地產稅一開征，房地產的稅負就要增長。除了綜合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還有遺產和贈與稅。在日本，很少出現連續三代的財團，就是因為有遺產稅存在。這樣一個稅種，盡管對于稅收的貢獻比例不是特別大，但是對于一個趨于公平、正義的稅收制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不能將這樣一個稅種放到抽屜當中，遲早也要將其放到改革序列中。
因此，此次的全面營改增背后是直接稅稅負水平的提升，即表面上是間接稅的減少，實際上所蘊含的是直接稅的全面增加，這也是稅改改革的一個本來意義。
直接稅才是主角
盡管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列了六個稅種，盡管大家對目前的營改增關注度很高，但是本輪稅改的看點、難點和重點都在直接稅上，而不是間接稅，不是營改增。
不過，話又說回來，為何目前我們只談營改增?因為在歷史上它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稅種，而且早在1994年就納入規劃之中，況且，在技術操作上，也沒有太大難度，所以推行起來比較容易。而對于綜合個人所得稅，在技術操作層面，還存在障礙;房地產稅的征收，也要看稅務局的準備程度，目前來看，還需要一段時間。
因此，本輪稅制改革的看點、難點、重點其實一直鎖定在直接稅上，不要讓全面營改增的推進遮蓋了本輪稅制改革的主題。只有直接稅取得了進展，才可能算本輪稅制改革的主題開始產生效應。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看到直接稅改革的效應。房地產稅原來是要排在個人所得稅前面率先啟動的，當時預計在2017年形成基本框架，2018年或者2019年啟動征收，但是現在看來，是裹足不前。個人所得稅在這樣的一個背景條件下就走到了房地產稅的前面，二者的排序有了變化：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制在前，房地產稅開征在后。不管怎樣，它們都處于方案的設計階段或者立法階段，還沒有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為何營改增說改就改，而直接稅動作很慢?對于直接稅的改革，與其說雷聲大雨點小，倒不如說連雷聲都在減弱。這究竟是為何?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中國 的“稅情”。
在中國，人們對于稅收存在幾個盲區，其中，最重要的是認識盲區。大多數人只知有直接稅，而不知有間接稅，這里特指精英階層。因此，他們眼中只有間接稅，沒有直接稅。2016年的兩會上，不少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將目光聚焦到個人所得稅上，而且瞄準個人所得稅的一個構成要素，即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在我國的稅制結構中，間接稅占70%，直接稅占30%。7比3的比例，人們為何只聚焦比較小的部分呢?大多數人無非把稅收當作一種宏觀調控的要素來認識，而很少有人把稅收當作生活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來認識。這與長久以來我們沒有將稅收的本來面目向大家全面地展示有很大關系。大家看不到直接稅和間接稅的互補關系，即使直接稅增加一塊錢，也會心疼。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還所有納稅人一個真實的、全面的稅收制度全景，讓大家了解稅收，關注稅收。
除了認識盲區，還有其他的“稅情”限制，比如，在中國政府的內部，很多人把“隱形稅”比重高誤作中國稅收制度的優越性;稅躲價后，稅價混同一起;征管格局“間接+截留”的模式多年未變;當前經濟下行與社會穩定并行，導致稅改生不逢時。
盡管直接稅遇到“卡脖子”工程，但是考慮到宏觀調控的需要，我國還是將稅改向前推進了一步，即在財政支出規模不減的前提下，間接稅方面，全面營改增，直接稅方面，裹足不前，而這兩者之間的連帶物就是財政赤字。如此說來，我們其實是在做次優選擇，用財政赤字全面支持營改增。但我們要清楚，這樣的次優選擇是有一定的財政風險的，在全面營改增啟動的情況下，不要忘了直接稅。
中國的稅制改革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布局的稅制改革，是致力于匹配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稅制改革，是立足于發揮國家治理基礎性和支撐性作用的稅制改革，是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背景下的稅制改革，也是建立在認知現代稅收文明基礎上的稅制改革。這么重要的改革，看完其改革時間表，只能說任重道遠——2015年，預算改革取得決定性進展;2016年，重點工作基本完成;2020年，現代財稅制度基本建立。(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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