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證明，市場機制能夠提高經濟效率，但解決不了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過大的收入差距會給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導致居民消費不足和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導致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無力積累人力資本，造成社會階層固化、社會矛盾頻發;導致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難以發揮作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和分配機制。既然市場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嚴重失靈，那么，政府就要在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分配公平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重大成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勢頭得到抑制，基尼系數有所回落。但也應看到，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問題仍然存在，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必然引起發展格局、就業格局變化，進而帶來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過去被經濟高速增長所掩蓋的一些收入分配問題可能會在這一階段集中暴露。因此，在經濟新常態下迫切需要樹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緊迫意識，深刻認識到只有加快改革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縮小收入差距成果并達到預期目標，否則就會前功盡棄，甚至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方面同時發力。在這兩個方面，政府都承擔著重大責任。
在初次分配領域，應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初次分配公平。當前，我國的商品市場體系比較健全，作用發揮比較充分，但生產要素市場還不完善，行業壟斷、市場扭曲和分割以及行政干預不當等問題還不同程度存在。這不僅降低了生產要素配置效率，而且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公。例如，在資本市場，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限制了民營企業發展，進而引起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收入出現不合理差距;在勞動力市場，仍然存在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就業中的身份和性別歧視、同工不同酬等問題，也會帶來就業者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簡政放權，營造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健全要素市場體系，進一步深化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市場改革。在初次分配領域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同樣需要政府積極作為。應繼續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充分發揮工會作為集體協商主體的作用，落實好職工參與工資分配決策的權利。進一步改革和調整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特別是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再分配領域，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多種措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斷提高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二是出臺多種惠農政策，如實行種糧補貼政策、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等，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三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確保困難群眾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些措施對于縮小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一些國家在實施再分配政策前后，基尼系數下降約20個百分點。我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已下降約5個百分點，成效明顯，但這也說明我們在再分配領域還大有可為。應進一步加大再分配政策調節力度，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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