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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是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商業也深刻改變了歷史面貌。今天的人們完全清楚，文藝復興成為可能，依賴于中世紀末期地中海地區繁盛的貿易。而荷蘭和英國的崛起，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掌舵世界海洋霸權，也源自貿易的滋養。從19世紀直至20世紀的中后期，美國長期被歐洲人看成是沒有歷史傳統的粗鄙國家，但前者的商業發展最終反哺了其文化藝術，美國在20世紀大量建設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類別的藝術機構，資助藝術家創作，促使藝術品市場發育繁榮。
今天的中國，仍處于170多年來社會的急劇演進轉型的進程之中。如果說從1840年到1978年的130多年，政治和軍事是推動中國演進轉型的主要動能，那么在此之后的近40年間，商業發展釋放的能量創造了“中國奇跡”。當然，商業繁榮從來就不止意味著進步，也必然會造成撕裂、沖撞。中國社會在高速前進的同時，消化著商業發展的成果及由此滋生的矛盾。
數百年前的中國，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商業躍進浪潮。加拿大歷史學家、漢學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上世紀90年代寫作《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時，就清楚地意識到400年前的明朝故事與中國當代改革開放后迎來的轉變歷程，個中不乏相似之處。但他并不打算將一本明代史作品寫成借古諷今的讀本。當然這位40年前在上海復旦大學留學的漢學家也坦承：商業勃興沖擊社會，在不同歷史和文明背景下會出現較為一致的表現。由此，這本專著很有益于我們加深對明代社會、經濟與文化全面性的了解，更為清楚地探查歷史發展的規律，為今天的轉型和超越提供鏡鑒。
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卜正民將明朝經濟分為四季。自立朝之初的1368年到1450年是經濟的“冬季”。朱元璋接收的是一個殘敗的國家，多年災害和戰亂延續使得人口和農業遭受重創。朱元璋試圖建立起一個保持靜止不變，依據較少法令和官僚治理就可以長期運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為此，朱元璋發起政治清洗，高級文官和將官幾乎都被清除，并打擊豪族。
朱元璋建立了里甲制，以十戶為一甲，形成了國家政權以下的層層控制體系。卜正民指出，朱元璋的用意在于重塑農村社會組織形態，更為精確地掌控國家人口。這套體系在明朝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伴以對戰亂造成撂荒嚴重地區的強制性移民，部分地平衡了國內人口。盡管如此，到永樂年間，人口流動和統計就已超出了朝廷的控制。明朝初年，還完善了交通體系，道路更為龐雜，驛傳制度長期穩定，這些都保證了中央政府政令可順暢抵達帝國的每一處，也能確保外國使團、商團及本國商人在可控范圍內活動。書中分別提及波斯使團和朝鮮使團在明朝前期來訪的經歷，加入了使團對明朝驛傳體系的記述。另外，明朝初年加速推廣語言文字，鼓勵刻印書籍。這些因素都顯露出朱元璋、朱棣控制國家的目的，他們并不希望看到商品社會，其施政卻實際起到了培育商業、促進貿易的作用，而這將徹底打破他們社會經濟靜止、政治長治久安的愿望。事實上，朱元璋在位期間推行的多項經濟政策都曾遭遇重大阻礙，包括試圖使白銀退出流通領域，發行沒有信用支撐的紙鈔；還有調劑糧食市場、穩定糧價的官倉，等等。
《縱樂的困惑》將1450年到1550年稱為明朝經濟的“春季”。1449年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具有明皇朝中央權威衰落和控制能力弱化的標志性意義。此后的歷任皇帝，總體上接受了農村經濟衰落的現實，為了滿足軍備等方面的稅收需要，也默認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部分地方的商貿大發展。在這期間，明代文人開始嘗試重新解釋儒家經典中對商業、商人的批評，一些著作還直言不諱抨擊政府調控經濟的低效和不必要。卜正民通過文獻研究還發現，這段時期的江南、福建等地，開始形成服務于國內及海外貿易兩個市場的紡織手工業。在同期的東南亞等地區，沿海省份的商人開始跟歐洲同行競爭。
商業在明朝經濟的“春季”，顯露出對社會和文化的巨大侵蝕作用。首先是那些脫離農村生活的商人，“理所當然地成了道德責難的對象”；這些人被認為是使農業卷入商業化并導致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其次，文人與商業的關聯度越來越強。書籍印刷與發行成了重要的文化產業，也推動了各式各樣廉價讀物進入坊間，刺激了大眾文化作品的創作。記述工藝知識的書籍開始大量行銷。商業發展促進了各類城市的繁榮，并滋養了園林、藝術品市場。明代中葉，一些士人發現，相比傳統的科舉，商業產生了更強的吸引力。這使人們在安然接受商業發展創造的更好物質生活的同時，憂慮“四民秩序”的解體。
卜正民將從1550年持續到明皇朝終結的1644年劃分為明朝經濟的“夏季”。此時，外國白銀開始大量流入中國。商業多年繁榮刺激了官方乃至民間、商人將宗教場所的金屬制品改鑄為錢幣。傳統士紳家庭也開始清楚地意識到，只有同時經營商業，才能避免家族、家庭沒落。這段時間圖書出版業與印刷業高度繁榮，服務私人旅行者的旅游服務業也開始成型（徐霞客因此具備了探訪全國的可能），連旅游線路的導游書籍也成了暢銷書。書中還一一敘述了明朝晚期江南等地區繁榮的郵政、糧食貿易、紡織品加工貿易、時尚服裝業，并指出，婦女也成了當時市場上各類商品和服務的主要消費者。
但卜正民筆下明朝經濟“夏季”的繁榮曇花一現。而明朝經濟的“秋季”僅為1642年到1644年。除了農民起義、清軍入關帶來的長期戰亂，財富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社會當時對商業、商人的包容，然而商貿卻仍然帶有低賤意味。商業發展造成的社會和文化亂象，為社會各類群體維系對商貿的歧視提供了口實。中國北方當時陷入的邊亂和民亂，與南方的商貿繁榮形成了鮮明對照，并被解釋為世相混亂的一體兩面。在這樣注定要被歧視，還可能被歸為國家罪人的環境中，財富增加帶給商人階層的，必然是持久的不安。他們只能努力尋求皇權和士紳階層的庇佑，絕無動力去探求技術創新，或通過擴大海外市場來增加財富，或改變商業經營形式來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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