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動能是與舊動力相對而言的。舊動力靠需求拉動，靠刺激，靠粗放投入，靠GDP導向。新動能則靠效率拉動，其核心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供給側“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
我們為何要培育新動能
一是因為“三駕馬車”日漸式微。出口因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各種成本上升影響而進入負增長空間；投資一方面新投資空間日漸縮小，另一方面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收益率下降；消費則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滯后的制約。
二是刺激政策遭遇瓶頸。以穩增長或保增長為目的的財稅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遇到了如下瓶頸：一則通脹壓力正在上升；二則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三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風險上升；四則財政赤字率不斷上升。
三是大規模要素投入面臨天花板。過去行之有效的大規模要素投入已遇到如下天花板：一是“人口紅利”消失，2012年開始，16-60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二是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部分資源能源日益短缺，霧霾成為不可承受之重；三是美國加息后國內資金面臨外流壓力。
四是GDP導向制度難以為繼。GDP導向的人口制度、價格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貨幣金融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等，都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全面改革要改革的對象，已難以為繼。
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培育新動能。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必須解決兩個難題：一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二是應對“高成本時代”到來帶來的挑戰。而不管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還是消化高成本，都必須通過培育新動能來實現。
六是應對國際競爭要求培育新動能。當前，從產業角度看，中國面臨兩大國際競爭：一則如何在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方面，在激烈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二則如何在特朗普上臺后推進美國減稅、加息、再工業化、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競爭壓力下，保住中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而應對這兩個方面的競爭都有賴于培育新動能。
我們如何培育新動能
首先要培育有競爭力的六大創新型主體，包括創新型企業（尤其是創新型領軍企業）、創新型個人（如創客、新型農民等）、創新型區域（如創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等）、創新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型國家平臺（如國家創新中心、國家技術中心、國家實驗室等）、創新型政府。
其次要培育各種新的生產要素，包括培育信息技術、智能制造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等新技術；培育專業人才、市場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新人才；提供和吸收各種新知識；開拓各種新的融資形式和渠道。
再次，要培育新市場：一方面，要通過促進傳統五大需求“吃穿住行用”升級，來培育新市場；另一方面，要通過培育新五大需求“學樂康安美”（學習需求、快樂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美麗需求），來培育新市場。
培育新動能，還要培育新產業（含新產品、新業態和新品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如IT、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機器人等產業；發展現代制造業，如飛機高鐵制造、信息裝備制造、核電設備制造、特高壓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制造等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如金融、物流、技術服務、專業服務（會計、律師、審計、設計、培訓咨詢、園區咨詢等）、文化旅游休閑服務、養老嬰幼服務等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如觀光農業、旅游農業、設施農業、休閑農業、體驗農業、都市農業、創匯農業、網絡農業等。
最后，要培育能形成新增長點的區域，包括：具有產業轉型升級亮點的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內陸開放新高地，如重慶、貴陽等；國家政策支持地區，如國家中心城市、城市新區、特區、實驗區、示范區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高、產業集群發達的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區；具有后發優勢的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等。
通過推動改革實現新動能
新動能都必須通過推進新改革來實現，新改革包括供給側改革和基礎性關鍵性改革兩個視角，它們之間部分有交叉。
其一，推進供給側改革，離不開供給側兩個核心主體——企業和創業者，而要調動這兩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必須推進“四減”——減稅費、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超發。
要減稅費，就要推進財稅制度改革、政府機構改革；要減管制，就要推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審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政府三單制度建設（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要減壟斷，就要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壟斷價格改革；要減貨幣超發，就要推進貨幣發行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外匯制度改革等。
其二，要推進基礎性關鍵性改革。要培育新動能，就要推進國企國資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政府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科教制度改革、社保制度改革、人口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開放制度改革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
其三，要培育新動能，還要對改革方式本身進行改革，以達到更好的改革效果。具體包括：消除觀念和既得利益等改革阻力；通過調動地方政府、企業、民眾等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培育改革內生動力；建立改革的協調機制，使各方面形成改革的合力；優化改革方式，將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種改革方式很好地結合起來；建立推進改革的評價、考核和獎懲機制。（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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