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提出，國資委要“牽頭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實施資本運作”，調整優化國資監管職能，加快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
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表示，目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原有2家試點的基礎上，擴展到了10家。從試點的效果看，經過逐步摸索，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側重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側重提升商業類企業的國有資本運營效率，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輪廓顯現
2014年中糧集團和國開投為首批兩家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企業，2016年又擴展了6家試點企業，目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已經可以總結出相關的階段性經驗。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麗莎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是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轉變國資監管職能的重要抓手。
周麗莎分析稱，從戰略定位看，都擴展了新產業，退出非核心產業，重組整合了產業，實現產業聚集和產權流轉。中糧集團通過產融結合提高服務業務主業的能力，地產業務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資本結構提升盈利水平服務主業發展，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淘汰退出非主業不良資產。國投退出了煤炭產業，新建了先進制造業。
從管控模式看，都是三級管理架構、實行戰略管控為主，按照“小總部、大產業”的原則，梳理、清晰界定總部、子公司的權責界限，建立精干、規范、高效的組織機構和決策體系。周麗莎表示，國投總部由原來的14個部門減至9個，更強調集團的投資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具體的產業運營則主要由控股、參股的產業集團去承擔，并使其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中糧總部員工從610人減至240人以內，形成了“集團總部資本層—專業化公司資產層—生產單位執行層”三級管控架構。
此外，還搭建了國有資本投資平臺，主要有金控公司、產業基金平臺、金控公司+產業基金、分散型金融板塊等模式。據周麗莎介紹，所謂的金控公司+產業基金模式，即成立專門的金控公司，同時成立相關產業基金，這類企業的產融結合業務能力很強；例如：國投集團、招商局集團；而金控公司模式，是成立專門的金控公司，在此公司下進行相關的投融資業務，這類企業的產融結合能力較強，例如：中交集團、寶武鋼；分散型金融板塊模式，則是基于原有的金融業務進行平臺搭建，這類企業具有一定的產融結合能力，例如：中糧集團、五礦集團、保利集團。
專家建議加快改組組建步伐
作為國有資本市場化運作的專業平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2017年改組組建的步伐勢必加快推進。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李東紅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近一階段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密集調研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便可見一斑。
然而，李東紅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慮：“從目前試點的探索來看，在改組或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過程中，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運營方式與監管模式還尚未成熟、定型，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因此，要加快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改組組建步伐，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的運營機制與監管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周麗莎看來，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是國家授權經營國有資本的平臺公司。對這兩類公司的管理，應通過建立具體目標合約和公司治理渠道來管理。
周麗莎建議，在對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的監管方式上，國務院國資委應該從四個方面來加以完善：第一，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組建適合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特點的董事會；第二，建立授權體系。要做實做強董事會，要將向董事會授予業績考核、經營層的市場化選聘等部分出資人權力和管理權授予兩類公司；第三，要調整考核指標和方法，根據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特點，制定針對性的關鍵考核指標；第四，強化審計監督，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進行審計，對運作合規性、資產狀況和運作效率進行監督。
通過改革建立適應市場的機制
而在對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的運營機制改革方向上，周麗莎則認為應該通過改革，建立適應市場、激發活力、管理有效、監督到位的體制機制。
周麗莎告訴記者，“一是要按照‘小總部、大產業’的原則，重新梳理、清晰界定總部、子公司的權責界限，建立精干、規范、高效的組織機構和決策體系；二是確立子公司的市場主體地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充分發揮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黨組織的作用；三是穩妥推進全資子公司股權多元化改革，推行職業經理人改革試點；四是加強黨的建設，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看來，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沒有成熟的模式和經驗，不可能一蹴而就。
“國資委將進一步明確運營公司定位和工作思路，要以優化中央企業國有資本布局結構、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為目標，指導和推動結構調整基金開展資本運作。”肖亞慶稱，“企業則要根據企業、行業不同特點，堅持問題導向，哪里問題突出改哪里，最大限度地提升試點效能，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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