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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多年來，膠片作為記錄人類活動及其生存環境的重要載體，見證了電影的發展史。從黑白到彩色，從無聲到有聲，從8毫米、16毫米，到標準的35毫米乃至超寬的70毫米，人們透過一本本轉動中的膠片，追尋著前人走過的蹤跡，回眸著風云變幻的世界。
然而，2016年10月，隨著中國大陸地區最早建成的專業化電影膠片洗印基地——上海電影技術廠宣告最后一條商業化膠片生產線關閉，膠片電影終于無奈地走入歷史，成為了古董與文物。
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目前能夠完好留存下來的1949年以前的有關中國題材的電影膠片數量并不多，尤其是由個人或小型且存續短暫之機構拍攝的獨特而稀有的電影膠片更是鳳毛麟角。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以前由中國機構或個人拍攝的各類影片以及由外國機構或個人拍攝的中國題材影片，大約有2/3已經遺失。往往僅在文獻或目錄上存有記載，卻從未見到實物影片面世。
隨著近年來收藏熱的興起，收藏渠道的拓展和拍賣平臺的出現，一些罕見的早期電影片浮出。如何及時獲得那些珍稀影像的信息和線索，通過有償采集，繼而深入挖掘其內在價值，并加以整理、修復、研發與推廣運用，已經成為國內為數不多的電影資料館、影像檔案機構和地方史志部門的歷史使命。換句通俗的話說，老電影膠片，是一個新興的、有需求、有市場的收藏品種。
三大途徑搜尋老電影拷貝
筆者多年來的調查和研究的結果顯示，隨著大文化產業的興起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優質的視頻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歷史影像顯得更為稀缺，無論是國資機構，還是私人藏家，對于老舊電影膠片的興趣、收藏、運用與研究已經全面鋪開，正在逐漸形成一個有別于老照片的影像收藏和投資新熱點。
目前搜尋老電影拷貝，特別是1949年以前的、電影史上已經遺失的老電影膠片之途徑，主要有三個方面：海外渠道、民間收藏品市場和拍賣會。
由于眾多的歷史緣故，中國人早期拍攝的藝術電影或外國人拍攝的中國新聞記錄電影，在國內大多已經失傳，甚至連零星拷貝或殘片都不曾留存。相反，在國外的電影、檔案、圖書和學術研究機構以及私人藏家，卻完好地保留著一部分這類影片的母版或拷貝。
欣喜的是，由于國家或地方資金的投入，國內相關機構的努力，陸續有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國電影資源的回歸。譬如，中國電影資料館在挪威國家圖書館找到了1927年中國電影《盤絲洞》的拷貝；上海音像資料館的采集人員在俄羅斯的電影檔案機構發現了含有1922年中共領導人的電影膠片；英國王子威廉訪華期間向中國政府贈送了一份保存在英國國家機構的1901年《上海南京路》的電影拷貝復制品；上海電影博物館從法國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找到了1947年拍攝于上海的電影《假鳳虛凰》的拷貝；重慶市政府在美國私人藏家那里找到了拍攝于中國抗戰大后方的紀錄電影《苦干》……這些影像資源的回歸，在相當程度上為梳理和改寫早期中國電影發展史提供了豐富而有力的實物佐證。
相對于遺留在海外的中國早期電影膠片，國內民間也是一個龐大的尚未好好挖掘的資源庫。2012年是中華書局100周年誕辰。巧合的是，上海音像資料館的研究人員在文物商人的家里發現并成功采集到一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華書局的原始電影膠片，其主要內容包括1930年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攜家人和書局同仁考察日本的出版業、印刷業和教育事業之全過程，1932年5月在蘇州舉行的“一·二八淞滬抗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現場，以及北京、杭州、蘇州等地的早期風貌，而影片的拍攝者居然是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辭海》主編舒新城。此后幾年，上海音像資料館又先后從民間渠道發現并成功采集到一批珍貴的電影母版或拷貝，諸如：1934年宋子文以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的身份考察西北陜甘寧青四省區；抗戰前的上海市民生活（靜安寺廟會、法租界街景、閔行度假花園與游艇俱樂部等）；廣州當地士紳創辦的著名慈善機構——廣州城西方便醫院（迄今為止第一次發現用一整本膠片拍攝的一家醫院）；1920年代的西伯利亞的土著生活（一部堪稱民族人類學早期樣本的紀錄影片）……
當然，民間藏家保存最多的還是1949年以后的中國新聞電影和電影紀錄片拷貝。近年來，筆者在北京、河北、河南、江蘇、上海、四川等地走訪中已發現存有大量拷貝的私人電影收藏家，少則上千本，多則上萬本。這些藏家，有的已經建立起了民間電影博物館，雖然各家規模不一，保存拷貝的硬件環境差別也很大，但足以證明民間的需求和存量也是非常可觀的。
相比于日漸成型、成熟的老照片拍賣，電影膠片（拷貝）進入拍賣機構，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有的事。2013年5月13日，在北京千禧大酒店舉辦的“北京中漢春季拍賣會·抗戰專場”上，出現了一本標示為《滿洲熱河戰爭》的電影拷貝，起拍價2萬人民幣，最終以36800元人民幣成交，這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的第一本進入國內拍賣市場的電影拷貝。同年8月，在上海建國賓館舉辦的“泓盛2013年江南桂月拍賣會”上，再次出現了兩本電影拷貝：《NEWS THRILLS OF 1942》和《CHINA-FIRST TO FIGHT》，分別以3000元人民幣和1000元人民幣起拍，最終前者流拍，后者以4000人民幣成交。
2014年11月23日，嘉德“塵封八十年的中國記憶——海嵐·里昂的東方傳奇”拍賣會上，一組名為“三十年代拍攝張學良紀錄電影膠片”的拍品（其中35毫米膠片1本，8.5毫米膠片2本），以高達50萬人民幣的價格起拍，可見電影膠片收藏的市場潛力。
北京華辰拍賣公司是國內較早介入影像拍賣的機構，其老照片的拍賣業績已成為國內影像界的晴雨表。自2015年春拍起，華辰將電影拷貝引入影像拍賣專場，由于拷貝題材多樣，內容豐富，拍品品質較好，估價相對合理，其2015、2016兩年間共有40余組電影拷貝上拍，取得了約70% 的成交率。
在華辰影像推出的電影拷貝中，比較珍貴的有：20世紀初費茲帕特里克公司出品的《皇城北京》、20世紀20年代柯達公司拍攝的《中國與中國人》、1934年詹姆斯·菲茨帕特里克拍攝的《西藏——與世隔絕之地》、20世紀40年代美國援華聯合會出品的抗戰宣傳片《這里是中國》、1945年麥格勞·希爾公司出品的《中國抗戰》、20世紀40年代美國空軍拍攝的有關中緬印戰場的《十四航空聯隊的故事》和20世紀50年代卡斯特爾公司出品的《朝鮮危機》等。
據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起國內約有近10家拍賣機構引入了電影母版或拷貝的拍賣，如華辰、嘉德、保利、北京中漢、中國書店（海王村）、泰和嘉成，上海泓盛等，拍品總數約120組，成交率約在45%至50%。與老照片的行情相比，電影膠片拍賣的數量、質量乃至總體業績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前景可期 問題待解
老電影膠片（拷貝）的拍賣，對于正在上升的中國影像收藏和拍賣業來說是一項新業務，有需求、也有市場，前景可以期望。但在實務操作上，還有一些制約市場發展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
一是明確清楚電影膠片的主體買家是誰。電影膠片，不同于老照片，其收藏的主體不會是藏家個人，大多數買家應該是機構，是國內的電影收藏機構、檔案機構、地方史志機構、影視制作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如何以流程便捷、符合政策法規的方式，讓更多的機構參與進來，是拓展電影膠片拍賣客戶的方向。當然，目前政策法規的限制，也給予了文化機構投資電影膠片的契機。
二是要解決電影膠片拍賣過程中“打悶包”的技術瓶頸。電影膠片由于其特殊性，買家一般在拍賣前或拍賣中，無法預覽影片的全部內容，僅僅靠幾幅截圖來決定買還是不買，出什么價買，這對于絕大多數的機構買家來說，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這個技術問題解決了，買家客戶自然會成倍增加。
三是要擴大拍品來源增加膠片題材種類。縱觀近年來出現在拍賣會上的電影膠片，大多為抗戰時期日軍拍攝的或者西方電影機構發行的新聞拷貝，題材比較單一且重復，除了嘉德的海嵐·里昂的膠片和華辰的幾組西藏題材拷貝外，沒有出現更對其獨特稀有的內容。其實，市場上還是有一些獨家、獨特的電影膠片，不過那些膠片在地下私自交易了，未能成為公眾資源。如果能將那些私下的賣家吸引到拍賣會上來，把早期電影藝術片和1949年以后的新聞短片或電影紀錄片納入拍賣市場，是擴大拍品來源，增加膠片題材種類、吸引更多潛在藏家的有效途徑。
四是要集中資源塑造品牌效應。資源分散，這里兩三本，那里四五本，形不成氣氛，是近年來各家嘗試過膠片拍賣的拍賣會通病。如何有效地聚集電影膠片資源，打造膠片拍賣的品牌效應，應該是以影像為主的拍賣機構，如北京華辰、泰和嘉成可以考慮的策略。
五是合理估價營造公平交易平臺。坦誠地講，目前國內拍賣會上的電影膠片，無論是拍前估價，還是實際成交價，與老照片相比，都是十分低廉的，甚至連沖洗新膠片的成本都不夠。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少量拍賣品的估價還是脫離市場需求和心理價位的，譬如嘉德那組海嵐·里昂拍攝的張學良家族的膠片流拍，不是內容的問題，應該是估價高過于市場的承受能力的緣故。綜合考慮標的物的內容、規格、時間長度、保存品質、稀缺性以及研究與應用價值，是評估一本電影膠片之起拍價格的重要因素，必要時應該邀請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參與。
總之，老電影膠片的收藏，社會有需求，市場有出口，進一步的市場競爭將取決于藏家和委托人所掌握的資源和提供的服務，還有以買家的實力以及對藏品開發的能力和潛力。（作者單位：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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