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再陡也要邁開腳步，動員再難也要如期完成。”這是托坪村駐村扶貧第一書記和銳常掛嘴邊的一句話。
高黎貢山上的夜晚非常寧靜，木柴在火塘里燃燒聲噼里啪啦，和銳還在村民生產用房里動員拆舊復墾。這是一項易地搬遷后的接續工作。
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貢縣匹河怒族鄉的托坪村是當地脫貧的硬骨頭。托坪村多數群眾常年生活在高黎貢山上，而他們需要從怒江邊徒步上山，最遠的一個村民小組需要步行5小時才能到達。
為了攻克貧困堡壘，如期讓貧困群眾告別絕對貧困，當地不敢有絲毫懈怠，調用所有要素對貧困形成殲滅之勢。
2017年和銳從州級部門來到托坪村開展駐村幫扶工作，當時他的主要工作是動員貧困群眾搬遷，讓他們從山上搬遷到與鄉政府僅一江之隔的托坪搬遷安置點。
“易地搬遷是在為大家謀幸福，但群眾卻不理解。”和銳說，他們在動員群眾搬遷時，大部分群眾都不愿搬。
此后，他們“組團式”地對貧困戶進行勸說動員，規劃未來生計來源、帶領大家去已投入使用的搬遷點參觀。去年初，163戶群眾告別木楞房搬到托坪安置點的新家。
在搬遷任務繁重的怒江州蘭坪縣，全縣易地搬遷人數占全州搬遷總人數的40%以上，面臨比托坪村更難搬遷的情況。
蘭坪縣委常委楊海春介紹，為了打消搬遷群眾的顧慮，蘭坪縣今年初成立了易地扶貧搬遷“背包隊”，確保群眾如期實現搬遷。功夫不負有心人，今年3月底，蘭坪縣易地搬遷安置點實現了100%的入住率。
今年以來，怒江州針對區域性整體貧困、素質型貧困、工作生活條件艱苦等特殊實際，開始組建“背包工作隊”。在兩天時間內，就有1500多名干部遞交了“請戰書”，第三天就打起背包出發。
福貢縣公安局女民警波玉花是架科底鄉阿打村背包工作隊第四組組長，阿打村垂直海拔落差大，村民分散居住在海拔1100米至2500米的山坡上，波玉花與7名組員每天都在爬山下山、再爬山再下山，微信運動記錄每人每天都在3萬步以上。完成動員357名群眾搬遷任務后，波玉花感慨道：“我們不是在啃骨頭，我們是在啃鋼板。”
怒江州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介紹，他們建了29支“背包工作隊”，除易地扶貧搬遷“背包隊”外，還抽調了500名干部，組建了15支勞務輸出“背包小分隊”，負責與群眾溝通動員、帶領群眾到珠海務工，專項負責5000名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任務。
“搬遷只是第一步，后續工作更加重要。”楊海春說，為使搬遷群眾盡快適應新生活，他們優化了“扶貧暖心團”服務機制，在安置點安排了黨建、就業、就醫、居家、社會保障等服務隊伍，實行上門服務。“小到整理內務、使用電熱水器，大到進行技能培訓、組織勞務輸出，我們對搬遷群眾進行全方位的服務。”
為了充分發揮教育扶貧的作用，強化控輟保學力度，云南9個未摘帽貧困縣采取“一對一”“N對一”責任包保勸返措施，各級干部、幫扶責任人和責任教師共同聯動下沉入戶，開展核查勸返工作。同時，加大立案起訴力度，做到應訴盡訴，做到控輟保學動態清零。
今年以來，瀘水市對失學輟學家庭等提起訴訟47件、通過教育調解47起，勸返40人。并建立了89個關工委組織，開辦了8個鄉村少年宮、建立了“留守兒童之家”，關愛學習困難學生、建檔立卡貧困家庭、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子女、孤兒等困境青少年。
針對受疫情影響導致未摘帽縣外出務工貧困勞動力回流的現象，云南省加強了與東部省份勞務精準對接，全力配合東部地區把貧困勞動力穩在企業、穩在當地，并壓實省內重點區域、重要企業、重大項目穩崗拓崗屬地責任，加強貧困勞動力返鄉監測工作。
曲靖市會澤縣雨碌鄉的貧困人口超過1.8萬人，群眾收入來源單一。“我們‘背包’入戶工作有效對沖了疫情對貧困戶外出務工的影響。”雨碌鄉黨委書記付必樹介紹，為了拓寬群眾增收途徑，讓群眾實現穩定收入。大年初二就組織干部職工“背包”入戶，精準掌握群眾外出務工情況，組織點對點的勞務輸出；加強與企業對接，通過勞動技能培訓輸出貧困勞動力。
基層扶貧干部表示，產業和就業是穩固脫貧成效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背包幫扶”過程中，各地都積極注重產業和就業。
今年以來，文山州的未摘帽縣廣南縣加大了縣內外崗位信息收集推送，共收集發布用工企業440家，就業崗位三萬余個，開展招聘會207場，轉移建檔立卡勞動力7.46萬人。同時，當地建立了失業返鄉監測機制，通過扶貧、公安等部門聯動，監測失業返鄉人員263人，及時轉移就業60人，剩余勞動力通過縣鄉就業崗位、扶貧車間等渠道陸續安置。
云南省扶貧辦負責人表示，通過“背包式”地開展“百日總攻行動”，全面消除了剩余的44.2萬名貧困人口的“三保障”和飲水安全突出問題，貧困戶的產業基礎進一步穩固，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目標可期。
目前，我國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進城市更新，但仍然存在資金短缺、政策標準缺失、形象工程屢禁不止等瓶頸，亟須通過改革創新實現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