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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鄉村，富民為本。這是各地推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道必答題。
記者近期深入重慶武陵山區，探訪全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被這里變“要我振興”為“我要振興”的改革實踐深深吸引。
近年來，酉陽縣聚焦一個“共”字，以農民為主體，以政策集成創新為支撐，以社會組織和市場賦能為助力，盤活鄉村資源，推動產業融合，最大限度帶動農民創業創富，蹚出一條“自己的發展自己干、自己的資源自己賺”的共富鄉村之路。
圖為重慶市酉陽縣酉水河鎮河灣村景色（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唐奕 攝
共建：農民唱主角，叫響“我要振興”
站在崖壁上遙望何家巖村，層層疊疊的梯田蔓延開去，環繞著木屋青瓦的古寨。徜徉在明清風格的舊居間，經營咖啡館的店主李夢娜說：“想都不敢想，不到兩年時間，原本破敗的村寨成了‘打卡地’。”
何家巖是酉陽縣探索共富鄉村建設的一個縮影。這座擁有萬畝梯田的“貢米之鄉”，過去少人問津，村民大多外出務工。
改變，始于2021年。全縣在這里開展“共富鄉村”建設改革試點，以農民為主體組建共富鄉村合作社。村民以閑置房屋和土地量化折價入股成為社員，通過整合村莊資源、惠農資金等要素，投資改造村莊、發展農旅融合產業，社員參與決策、建設、運營和利益分配，實現全過程受益。
面對改革發展新機遇，何家巖村60多位村民自發寫下決心書，承諾從“要我振興”向“我要振興”轉變。從浙江辭工回家的何飛，被推選為何家巖鄉村旅游股份合作社的理事，主要負責基建、后勤維修等工作。“時代給了好機會，政府出了好政策，我們就要用雙手創造好生活。”
民房變客房、糧倉變書院、舊棚舍變咖啡廳……在共富鄉村合作社“操盤”下，何家巖融通各類資金850多萬元組建資金池，激活“沉睡”的村莊。2023年，何家巖所在的花田梯田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接待游客8萬多人次，年收入超過400萬元。
“前些年抓鄉村振興，一些地方重資本下鄉、輕聯農帶動，效果不太理想。”酉陽縣委書記祁美文坦言，酉陽共富鄉村建設的最大特點，就是讓農民唱“主角”，著力培育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新業態、新模式。
近兩年來，酉陽縣探索差異化布局景區村、產業村、生態村的路徑，先后建設15個共富鄉村試點村，打造出高端民宿、文創產業、鄉村旅游、田園綜合體等20余種共富業態。2023年，15個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25元，同比增長17.1%。
共創：社會力量“賦能”，攜手“聯農帶農”
鄉村振興關鍵在產業，而產業高質量發展，既要激發農民參與積極性，也要整合各類資源賦能農民。
縣鄉政府的角色是什么？祁美文表示，其定位是堅持“干好政府該干的事”，一方面切實提供好基本公共服務，做好規劃政策支持、公共設施建設、產業底座支撐等方面的落地，全縣已培育“茶米油蜜青蒿酵素”6大主導產品；另一方面搭建主體、構建平臺、疏通渠道，著力把村民愿景和各類要素有效嫁接，實現多元主體的分工協作和共生發展。
走進重慶武陵山油茶研究院的智慧大棚，溫度、濕度、土壤、苗情在大屏幕上一覽無余，智能澆灌系統也隨著參數變化適時噴灌。研究院負責人陳波宇說，根據縣里布局，研究院重點負責選種、育苗和推廣，目前全縣種植油茶42萬畝，20余萬農民參與，畝均收益約900元。如今，全縣48%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源于油茶產業。
社會組織如何賦能鄉村振興？近年來，酉陽縣與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合作建設“一鄉一品”數字經濟基地等，成功打造“酉陽800”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短短一年多，協助開發系列高山優質農產品33大類133款，產品銷售額達10億元。酉陽茶商劉波感慨道：“搭上中國民貿促進會的合作平臺，我的茶園銷量至少增長了四分之一！”
對此，中國民貿促進會會長藍軍說，政府有組織農民和政策支持的優勢，但缺乏品牌打造、市場營銷能力；企業有生產經營、市場拓展的優勢，但缺乏對農村和農民長期利益的關照。社會組織的優勢在于，能夠匯聚科技、品牌、電商和金融服務等資源要素，在政、企和農民之間搭建利益聯結平臺，有效解決“政府想干干不了、社會資本想干不敢干”的問題。
酉陽縣還引進騰訊等平臺企業團隊，與當地農民攜手開拓鄉村經濟新空間。
2022年，何家巖共富鄉村合作社聯合騰訊“云稻米”團隊發起了智慧認養項目。通過“何家巖云稻米”小程序，消費者可指定一片水稻田，按9.9元/平方米的價格認養。“上線不到30個小時，一期3.8萬平方米稻田被訂購一空。”村支書陸東說，未來將開展“云養雞”等項目，吸引更多游客“打卡、刷卡”。
得益于社會組織、平臺企業和專家團隊的賦能，近年來，天館鄉魏市村提升紫薇產業發展規模，打造集紫薇觀光、休閑度假、互動娛樂于一體的綜合體；兩罾鄉金絲楠村依托古樹群落等生態資源，發展起生態文化、農耕文明為主題的農文旅項目。
引進來不是目的，推動本土人才振興才是根本。酉陽縣注重從項目合作和對外交流中培養本土能人，注重從返鄉青年中選育專業人才。副縣長高勝說，通過參與中國農大和騰訊公司發起的鄉村經營人才培養計劃，近三年培養40余位共富鄉村職業經理人，“全縣鄉村民宿、餐飲、文創產業逐年提升，與培育出來的‘鄉村CEO’團隊密不可分”。
共富：重構發展模式，“讓農民利益最大化”
“公司+農戶”的產業發展模式，過去為脫貧攻堅作出了貢獻，但酉陽縣調研發現，由于雙方博弈能力和利益分配差距較大，經常出現“資本擠出小農”或“農民不守契約”等情況，導致一些合作項目有始無終。
如何破解這一難題？祁美文認為，酉陽縣推動“共富鄉村”建設的關鍵，就是把“企業賺錢、農民保底、成本不回收”的政府投入模式，改變為“農民賺錢、成本回收給集體”的滾動發展模式，讓鄉村實現“自己的發展自己干，自己的資源自己賺”。
實現這一轉變，要求把農民作為最大受益主體。首先用好用活惠農政策，把政府投入進行市場化運營，創新集體資產運營模式。
而“把農民作為最大受益主體”，就要因村制宜創新分配方式，大幅提升農民在一次分配中的占比，并根據合作社收入情況進行二次分配，讓村民既有工資性收入，又有經營性收入。
以何家巖村共富鄉村合作社為例，他們按照“1136”的模式分配，即經營收入的10%用于104戶參與農戶的年終分紅；純利潤的10%用于村集體經濟公益事業、30%用于職業經理人團隊的工資提成、60%用于滾動資金壯大共富業態。
“這一分配模式既為培育鄉村產業、壯大集體經濟提供了長期資金保障，又讓村民們成為最大獲益者。”據何家巖村村支書陸東介紹，2023年村集體經濟收入達699萬元，凈利潤達287萬元，遠超上年的45萬元。其中，村集體年終分紅達到80.4萬元。
銅鼓鎮興隆村探索了“4222”的分配模式。村支書冉思超說，村里以合作社的年收益為基數，各成員分別按照全體農戶40%、村集體經濟聯合社20%、縣旅投集團20%、合作社20%的比例分配。農戶可以“多重”社員身份參與分紅，還能通過參與業態經營等方式獲取收益。
“酉陽的新探索，就是把共富理念驅動的鄉村振興有效落地！”祁美文說，通過系列惠農政策的支撐，運用新理念新技術新機制盤活鄉村資源，創造性延續千百年來鄉村互助互利的優秀傳統，讓農業強起來、農村美起來、農民富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