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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是一個重要的世界史視角。這一視角有助于人們突破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大航海時代-英國、法國、美國革命時代的傳統世界史角度，更為清楚的意識到推動世界歷史進程的動力，理解那些給不同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影響的事件和變化。
絲綢之路建立之前，在今天的中國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以及境外的中亞諸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希臘，直至埃及、巴爾干半島和意大利，其實已經零星地出現跨大洲貿易。當然，在上述地區的古代文明之間，也經常發生征戰。貿易和征戰催生了帝國，而帝國的存在為了便于征稅，又必然致力于統治體系和市場的一體化，這將加快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讓種種技術與文明成果在交流中實現互通，以迄今為止人們知之甚少的方式，快速將文明元素擴展到遙遠的地方。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高級研究員、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蘭克潘所著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將絲綢之路史的起端選擇在了公元前6世紀至前4世紀的古代波斯帝國。古代波斯帝國的疆域東至喜馬拉雅山麓，西至埃及和愛琴海，創造出一個容納了多種文明形態和種族的帝國體系。之后，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國，盡管其本人很快死去，但古希臘的思想、觀念等都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西亞、中亞乃至南亞、北非的部分區域。跨區域貿易在帝國時代是受到鼓勵的，并成為一種保留到潮流，帝國解體后仍然存在。
公元前3世紀，匈奴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其與中國中原地區的持續沖突，一步步蔓延到今天的中國新疆地區（西域），甚至中亞、西亞。中國漢朝有意識地向西開拓了絲綢之路，盡管其目的在于打通政治和軍事上遏制匈奴的通路，卻仍然開始發揮商路的積極作用，貿易規則被逐步完善。
古羅馬全盛時，其霸權甚至擴展到整個歐洲和北非地區。古羅馬人是文明的創造者，也樂于從其他地區吸收豐饒物產和思想成果。中國絲綢在公元2世紀就已經占據了古羅馬市場。而在同期，東漢、曹魏及孫吳的貿易使者會定期前往波斯等地，延續絲綢之路貿易。
絲綢之路之后多個世紀的歷史，可以認為就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三大宗教先后在絲路沿線地區興起，并因此引發激烈紛爭的歷史。有趣的是，包括前述兩大宗教，各類宗教興起的初期和中期，大多能夠保持積極開放的態度，對于其他宗教和種族人群的包容程度也很高。這一切都有助于長距離、跨區域貿易的延續。書中提到，不同宗教之間甚至會提供相互支持，在沒有外力打破的情況下，一些地區很容易長期維持宗教之間的寬容局面。這也可以解釋在歐洲滑入所謂黑暗的中世紀，西亞、北非地區容納了大量不同宗教的學者，各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繁榮的高峰，這也成為了后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重要基礎。
《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書中也寫道，絲路沿線地區的歷史，另一大關鍵詞就是戰端不斷。絲路沿線地區，有著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和商路通道地位，絲綢之路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不同文明要在歐亞大陸競爭，以獲得最優越生存發展環境。每隔幾個世紀，在近代之前，蒙古高原就會興起一個部族，來扮演絲路沿線地區地緣政治博弈的“黑天鵝”攪局者。
發生于13世紀的蒙古西征，客觀上讓歐亞大陸第一次以接近于統一體系的方式，以巨大的文明損失和民眾犧牲為代價，實現了連接。在整塊大陸上實施宗教和商業的傳播，因此變得可能。這本書部分采納了日本歷史學者杉山正明有關蒙古帝國統治智慧的觀點，對于蒙古帝國推行的商業開放和宗教寬容政策予以盛贊，指出這一帝國存續時間雖然很短，卻展示了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文明發展水平，刺激了歐洲人之后幾個世紀的擴張探險。
大航海時代到來的同時，南亞、中亞和西亞地區分別涌現出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兩大帝國，再加上中國的明帝國，仍在延續1000多年前的絲路商業，依循過去的發展邏輯扮演自己的歷史角色。是的，傳統帝國一旦缺位于新的歷史機遇，就會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靠前的競爭序列之外，當大航海時代開拓的海上商路占據了壓倒性優勢的時候，絲路開始第一次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但傳統帝國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相反，西班牙、葡萄牙開發美洲新大陸所獲得的貴金屬，仍在源源不斷流入傳統帝國，就在此時，英國、荷蘭、法國等西歐國家轉型為近代工業國家，有了更為強勁的軍事力量。
絲路地區，在近代和現代歷史上都成為了世界體系最不受重視的邊緣地區。盡管拿破侖，以及之后的俄國、英國等歐洲國家，都試圖打通過去的絲綢之路，但奧斯曼帝國的存在讓這樣的努力很難化為現實。俄國19世紀侵吞了清帝國大片領土，英國在海上挑釁并占據在華特權，絲綢之路至此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為海上貿易足夠發達，而俄國修通了貫穿其歐亞領土的鐵路干線，并接入中國東北的濱洲線，兩條通道都足以實現中國地區與歐洲的貿易來往。
書中用了多個篇章討論了19世紀末期至21世紀初，中亞、西亞等原絲路地區發生的變化。猶太國家以色列在二戰后被扶持建立，成為中東地區長期的沖突觸發源頭。而多個阿拉伯國家憑借其石油資源，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的博弈地位不斷提高，這非但改變了歐美工業國家主導的邏輯，也深刻影響了中亞和西亞等原絲路地區的地緣政治平衡。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三個國家開始頻頻發生左右全球局勢的大事件。蘇聯解體后新獨立的幾個中亞國家，與俄羅斯、中國建立起非同盟的國家間協作關系，新絲綢之路的建立有了初步基礎。
彼得·弗蘭克潘在全書結語中寫道，今天絲綢之路再次興盛，絲路地區重新煥發生機，從過去幾個世紀的邊緣化角落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位置，“貫穿亞洲屋脊的新通道不斷涌現，將這一重要地區以多種形式與四面八方連接在一起，如同過去1000多年所呈現的那樣”——有輸油管和輸氣管，有鐵路通道，有暢通無阻的貨物流。作者強調指出，新絲綢之路同樣面臨種種不確定性和挑戰，但包括美國在內的非絲路地區的經濟體，也對參與這一生機蓬勃的建設熱土并獲得經濟復興的機會很感興趣。縱然未來險阻重重，有著挫折、艱難、挑戰和問題，都更像是“一個新世界在誕生過程中的分娩陣痛”，我們有理由也應有信心見證新絲綢之路為人類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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