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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美國休斯敦的一個聯邦陪審團作出判決，金融巨騙、斯坦福金融集團董事長艾倫·斯坦福操縱金融騙局成立。按照指控，艾倫·斯坦福操縱的“龐氏騙局”涉案金額超過了70億美元。
這是一個遲到的判決。因為早在2003年，斯坦福金融集團的雇員就曾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匿名舉報，宣稱斯坦福集團是繼安然和世通公司之后又一家涉嫌嚴重金融詐騙的公司。斯坦福集團投資決策向來秘而不宣，資產組合風險很高，卻能為投資者帶來持續的高回報。舉報信在當時甚至被提交給了美國參議院以及《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財經媒體。
2000年，斯坦福金融集團雇員、單身媽媽萊拉·威德勒被上司要求要盡可能多地去吸引拉美地區的客戶購買存款證產品，這款產品據稱可以為客戶提供7%至10%的豐厚收益。萊拉·威德勒曾向上司表達過她的擔憂，不希望將客戶資產放在不了解的離岸銀行，但沒有獲得回音。她設法去查看斯坦福集團的資產組合信息，發現其運作方法類似于對沖基金，問題是該集團卻能向客戶承諾投資安全保本。經過幾番探查，萊拉·威德勒被降職，直至被解雇。
離職后的萊拉·威德勒沒有放棄疑問探查。在發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匿名郵件中，她加入了一些財務報表，這些報表看上去沒有問題，但在幾年后美國監管部門介入調查后，很快就發現了貓膩所在。
萊拉·威德勒的舉報，在當時沒能引起美國監管部門和財經媒體的重視。斯坦福金融集團的“龐氏騙局”肆無忌憚地持續了下去。又過了幾年，又有兩位投資顧問在離職后起了疑心。這兩位投資顧問檢查了他們的一些同事負責的若干客戶的賬戶。這些資料顯示，實際賬戶的表現比斯坦福的宣傳冊里反映的情況都要差。但這番發現讓這兩位顧問被他們的親人和朋友都看成怪人甚至瘋子。
曾獲“詹姆·阿倫森公平新聞獎獎”的美國作家、記者埃亞勒·普雷斯以調查型非虛構寫作見稱，他在《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書中分析任務，無論是萊拉·威德勒，還是另外兩位因為對斯坦福金融集團投資業務真實性存疑而選擇離職的投資顧問，他們的選擇在當時看上去都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放棄高薪的工作，冒著失去客戶的風險，使同事變得疏遠，擾亂家庭關系，與一家資產過10億美元的公司斗爭確實是瘋了。”
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問題其實非常并不算什么高度隱秘。艾倫·斯坦福的詐騙生意崩盤，源自另一位金融巨騙麥道夫的東窗事發，并由此引發客戶的警醒。但在斯坦福通過銷售存款證成為北半球最大的私營金融機構（估值高達500億美元）的十年間，這家集團以及其他投機機構都熱衷于通過兜售令人難懂的投資工具來忽悠無知的客戶，同時還花大價錢讓評級機構把危險的抵押債券組合評為安全。這種做法十分流行，很大程度上欺騙成為慣常操作，幾乎沒有人表達過異議。
本來，美國文化推崇質疑權威，推崇個人主義，而不是像日本那樣以集體為主導，并不歡迎以下犯上的做法。1970年，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創造了一個術語“訴諸聲音”，來描述大型公共機構或者私營企業中表達不同看法的做法。但萊拉·威德勒等人的舉報行為，在斯坦福集團騙局暴露之前卻受到了諸多排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之所以會站出來舉報犯罪，是因為他們非常天真，以至于認為每個人（至少大多數人）都很正直。然而，當斯坦福集團非但沒有受理和正常解決他們提出的疑問并對他們施加報復后，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價值理念。
因為舉報，萊拉·威德勒曾在2004年招致報復，當時的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在聽取了她的舉報后，非但對之訴求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其賠償斯坦福集團，否則就要吊銷其執照。
一直等到2009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才開始調查斯坦福金融集團的罪行。這期間，萊拉·威德勒遭遇了諸多麻煩，不斷被解雇，還被威脅逐出證券行業。這種威脅一直持續到她獲邀參加美國國會的公開聽證會討論斯坦福集團金融詐騙時。那時候，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的成員輕蔑地怒視著萊拉·威德勒，仍在試圖盡力讓她閉嘴。
是什么讓萊拉·威德勒在本可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情況下，冒著巨大威脅和明白無誤的懲罰，去道出疑惑并選擇追問、質疑到底？《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整本書都在叩問這個問題。
埃亞勒·普雷斯記述了四個普通人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場景下所做出的選擇，除了勇敢挑戰權勢滔天的金融詐騙集團的萊拉·威德勒，還有二戰前庇護猶太難民的瑞士移民局警官、在20世紀90年代的種族屠殺中冒險拯救異族難民的塞爾維亞市民、違抗命令為受難者提供援助的以色列士兵。這四個人僅僅是拒絕從眾的人的代表，他們本著道德良知、社會公義的基本考量，在身處不道德、非道德的情況下，冒險選擇了與多數人不同的方法，并公之于眾。他們因為自己的選擇而備受排擠，甚至也不為他們試圖去幫助、拯救的人所理解。他們因為執著而滑入困境，但他們仍拒絕改弦易轍。
已故美國女作家、聲譽卓著的思想家蘇珊·桑塔格曾經這樣寫道：“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因為對忠誠的看法不同而打破層級、招惹反對和責難、冒犯大多數人是很難的。”在世俗認可的觀念與看似堅實的制度面前，“說不”是一件極需理智的頭腦和道德勇氣的事情。面對群體，個人的內心是相當復雜的，因為既（因無法獨立生存而）不得不依賴群體，又必須與群體保持一定距離（否則將喪失自己）。就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劃分五種城邦類型一樣，群體的組織方式決定了群體的敵友身份。當群體被人格化，或者說當群體成為某類人的群體時，這時群體和它最基本的元素個人就彼此異化了。
在很多時候，一個社會的道德良知、道德底線表現為眾人的平均之和，卻會在一些關鍵的問題和時間節點上，由這樣一些能在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反抗者來捍衛。同樣如此，一個市場也不能沒有這樣的美麗靈魂，不然就無法維系信任，切實保障安全，也難以讓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降至不會抑制或扼殺創新的低值，以保證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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