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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理念沖突，導致美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兩極化。國會中的僵局已經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工作效率，對美國經濟造成災難性后果。而這種沖突所反映的美國社會與文化態度的分裂是自越戰以來最為嚴重的。美國白人新教徒之所以投票給共和黨而非民主黨，只是由于兩黨在一兩個道德問題，如墮胎問題上有分歧。當涉及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時，兩黨的差別就更大了。在2003年的一次民調中，稱自己“非常愛國”的共和黨人有71%，而民主黨人只有48%。而這次調查結果還反映了種族對政治忠誠度的影響，比如有65%的白人稱自己“非常愛國”，而黑人的比例只有38%。在美國商業界，對何為“犯罪”和“忠誠”的區別就更大了。

　　但事實上，正是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決定了美國國家認同的總體性質，以及美國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所采取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正是這么做的，它同時利用了兩種民族主義的話語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將在第五章中詳細加以闡述。

　　在第二章，我們將詳細說明美國民族主義的第一個主體理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信條”，我稱之為美國民族主義的“正命題”，即美國國家和憲法的根本原則：民主、法治、個人信仰等一整套理念。正是這些原則形成了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幫助美國融入了由世界其他民主國家共同組成的大家庭。其他民主國家也信奉相似的原則，但在美國，這些信條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就是將“千差萬別”的美國人聯系在一起。正如“信條”這個詞所暗示的，這其中包含了意識形態和某種宗教狂熱的因素。

　　雖然美國人對民主的信仰本身是令人敬佩的，但美國人對現行憲法的盲目忠誠，正如茶黨所表現的那樣，成為一個阻礙社會進步的棘手問題，這部形成于18世紀晚期的美國憲法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完全適用于21世紀的美國？當前，即使對現行憲法進行一些相對微小的修正（美國歷史上曾數次通過憲法修正案）竟然也已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僅是因為國會政治陷入了僵局，還由于大眾對美國憲法的宗教性狂熱。我們將在第二章中詳細闡述。

　　形成美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因素，我稱之為美國民族主義的“反命題”，主要的根源是種族宗教原因。這種傳統也被稱為“杰克遜式民族主義”，是以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的名字（1767—1845）命名的。我們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詳細討論。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幅員極為遼闊，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在歷史進程中，這種民族主義在不斷演變，因此持這種民族主義的人立場也非常復雜。

　　與單一民族國家，如波蘭或泰國等不同，美國民族主義的傳統由許多不同的身份和感情因素組成，這其中有懷有本土主義情感的美國最早期的白人文化，也有獨特的南部白人文化，還有種族游說團體的信念和計劃。美國高度多樣化的民族和公民認同感在茶黨成員的多樣化背景中也有所體現。

　　毫無疑問，美國這種本土主義特征與美國信條和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是有區別的。雖然本土主義的許多特征只是美國獨有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新教原教旨主義以及他們對美國憲法的宗教式狂熱信仰，但這種本土主義與世界更大范圍內的種族—宗教式的民族主義也有關聯。這種經久不衰的本土主義情感曾經在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中體現出來，即奧巴馬總統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不是美國公民，這種說法在共和黨人當中更為普遍。通常情況下，美國民族主義中的這一面是從屬于美國信條的公民民族主義的，這才是主導美國官方和政治文化的正確言論。但是，在國家面臨危機或沖突的時代，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往往就浮出了水面。在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到種族—宗教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對反恐戰爭將產生極其危險的嚴重后果。

　　1983年，美國新保守主義學派奠基人之一，歐文·克里斯托爾曾經寫過一段話，總結了為什么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應該被稱為“民族主義”而非“愛國主義”。他寫道：“愛國主義源于對國家歷史的熱愛；而民族主義源于對國家特殊偉大前景的期望……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跳出狹隘的‘國家安全’字眼，它應該由國家的使命感來定義，追求的是‘世界大國’的利益。”

　　克里斯托爾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分與另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肯尼思·米諾格對二者的區分相呼應。米諾格將愛國主義定義為一種保守的、希望保持國家原樣的情感，而民族主義則是對一種理念的忠誠，它對國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不切實際的，往往伴隨著一種要承擔人類使命的信仰。換句話說，民族主義帶有某種革命的鋒芒。21世紀初的美國政治文化中當然帶有很強的愛國主義成分，是對美國國家制度和美國存在方式的一種特殊情感，但與此同時，它也帶有某種革命的成分，即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情結。我們將在第二章中詳細討論美國公民民族主義中的這一面。

　　美國歷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7—1970）曾經寫道：“彌漫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最顯著的一種傾向就是要進行‘道義上的十字軍東征’。如果不用常識和冷靜的態度對待這個傾向，對美國來說，早晚都會致命。”事實上，這一幕已經在我們這個時代上演了。伊拉克戰爭的悲慘后果已經使美國公眾清醒了，他們開始反思美國政策的正確性。當然，當初正是小布什政府這種救世主式的“十字軍東征”訴求把美國拖入伊拉克戰爭中。

　　如果米諾格和克里斯托爾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分是有效的，那我們必須承認，相較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個詞更適用于描述當前美國人對國家的情感。這種感情更像德國、意大利和俄羅斯等后起國家對現狀“不滿”的民族主義，與大英帝國那種滿足于現狀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

　　如果說美國民族主義的一面是激進的，因為它期待著“國家的未來，非凡的偉大”，那么它的另一面也是激進的，因為它無時無刻不在回憶那個理想化的過去。這樣，美國文化中這兩面之間的矛盾將與日俱增。一方面，公民民族主義樂觀地相信，美國必然的偉大源于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或者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美國在很多方面卻都在衰落。事實上，美國的命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變化，美國人對此感到深深的憂慮和迷茫，那種想回到輝煌過去的情感不可避免地得到加強。

　　這種“反命題”正是美國激進保守主義的核心特征。共和黨右派，特別是天主教右派和茶黨等，口口聲聲要“奪回”美國，重建過去那個更加“古老、純潔”的美國社會。正如我們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要探討的，長期存在于美國文化和政治中的這種傾向正是許多美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宗教式虔誠的體現。當然，這也一直是對美國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民族和種族焦慮的體現。在2008年經濟衰退、中國崛起以及第一位黑人總統誕生后，這種呼聲再次響起。

　　過去，這種焦慮感主要是緣于“本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已逐漸失去了對社會的掌控權，此外還有對階級關系的焦慮。在過去，階級焦慮體現在美國鄉村和小鎮與移民充斥的大城市的對立上。現在，這體現在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上，這種惡化自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2008年以后呈加速變化的趨勢。

　　美國經濟、文化和人口結構近些年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部分美國人都有一種深深的挫敗感，那種認為美國高高在上、無往不勝的觀念也遭到削弱。這一代美國人在國內的焦慮感外溢到對外部世界的態度中。2002年，64%的美國人認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得到保護，不能受外國影響”，而持這種觀點的英國人只有51%，法國只有53%。美國人持此觀點的比例介于西歐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如印度（76%），但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于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最怕的“外國影響”主要是指美國。

　　正是這種恐懼感使許多美國民族主義者變得憤世嫉俗、對外界充滿敵意，這恰恰與美國的外部形象或者自我描繪的形象截然相反，因為美國一直是以成功、開放、富裕與慷慨聞名于世。近年來，這一代美國人充滿挫敗感、極度仇外，他們將這種情緒發泄到國內外的“敵人”身上。

（文章摘自《美國的正確與錯誤》，作者：[英] 阿納托爾·利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