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北京市朝陽區金融檢察白皮書》（下稱“檢察白皮書”），對新的經濟社會形勢下轄區內金融犯罪新特點、新趨勢進行了梳理，并揭示、防范金融管理新漏洞。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和金融監管部門了解到，在對非法金融活動的持續監管高壓下，金融詐騙風險逐年緩解，但非法集資形勢依然嚴峻，仍為金融犯罪“重災區”，與此同時案件類型日漸多元，尤其是以私募基金作為幌子進行非法集資的案例不斷發生。業內人士建議，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一方面金融法律體系建設有待再完善，另一方面相關監管手段需進一步升級。
非法集資形勢仍然復雜
央行日前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下稱“報告”）指出，總體來看，我國金融風險由前幾年的快速積累逐漸轉向高位緩釋，已經暴露的金融風險正得到有序處置，金融市場平穩運行，金融監管制度進一步完善，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不過，報告也提及，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重點機構和各類非法金融活動的增量風險得到有效控制，但存量風險仍然比較突出。個別金融控股集團、農村金融機構風險可能暴露，互聯網金融特別是網絡借貸風險仍需關注，非法集資形勢仍然復雜。”報告稱。
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立非法集資案件2978起，同比上升18.5%；涉案金額2204.5億元，同比增長128.8%。
記者從基層檢察機關獲取的最新數據也表明，非法集資類犯罪仍是金融犯罪案件的重災區。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現已連續四年發布檢察白皮書，檢察白皮書顯示，2019年1月至11月，朝陽區檢察院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審查逮捕614件，審查起訴458件，分別占同期審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數87.3%，審查起訴案件數82.5%，占比依然最高。
另外，2019年朝陽區檢察院受理的非法集資審查起訴案件中，涉案金額過億的就有84件，占比18%。其中，涉案金額超過5億元的15件，超過10億元的7件，超過100億元的2件。“非法集資案件持續高發，隱蔽性、欺詐性特征凸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吳春妹表示。
“私募基金”等成詐騙高發領域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打著“專業投資理財”旗號蠱惑人心的涉眾型金融犯罪高發，尤其是以私募基金作為幌子進行非法集資的案例不斷發生。
“自2014年私募基金登記備案制度確立以來，私募基金領域的創新活力持續迸發。但隨著行業的跨越式發展，一些非法集資公司打著私募基金的幌子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一些合規私募基金機構在募集、使用資金的過程中也存在突破監管規定的違法犯罪行為。此類犯罪破壞國家金融管理秩序，損害私募基金行業形象，也給投資者的財產權益造成極大損失。”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葉萍表示。檢察白皮書顯示，2019年，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受理涉私募基金審查起訴案件105件，涉及332人。
她告訴記者，真正合法的私募基金的門檻較高，要求投資人須滿足合格投資者的各項條件，且不得公開向社會大眾宣傳。但犯罪嫌疑人為了盡可能多地吸引投資者，往往對單個投資者的投資數額不設下限，對認購人數也不做限制，且私募基金的存續期一般較長，在此期間會吸引大量投資者，以致金額巨大。尤其是私募基金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財方式，被法律法規所承認，所以以私募基金為名的非法集資活動更具迷惑性，更易吸引眾多投資者，一旦案發影響更大。
檢察白皮書披露，某涉案公司未經依法備案，不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資質，仍以投資金絲楠木家具為名，發行基金，并與投資人簽訂基金認購確認書與認購擔保書，承諾高額年化收益率，在銷售過程中采用電話等方式公開宣傳，共向400余名投資者吸收資金9000余萬元。
記者以“私募基金”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6年至2019年11月末，共檢索到刑事案由的裁判文書467份。從地域來看，北京、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地涉及案例較多。
同時，一些第三方機構不中立，違規操作，也助漲了非法集資、“套路貸”等犯罪行為。葉萍表示，第三方支付機構在金融交易活動中承擔著支付、結轉等資金流轉職能，通過對金融交易活動中的資金監控可以起到風險預測預警作用。但一些違法案例，就是通過第三方支付機構開設賬戶設立資金池的。
建議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
2018年以來，監管層對于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持續加大防范和處置力度，已經形成高壓態勢，也取得顯著成效。今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正式印發施行，對非法集資違法犯罪執法司法中反映突出的諸多問題做了相應規定。不過，業內人士表示，強化金融犯罪打擊力度，仍需進一步完善金融法律體系建設。
檢察白皮書指出，目前，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已較為齊全，但金融法律供給仍不能很好地適應金融發展速度，金融法律體系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在金融創新發展過程中，金融法律供給不足主要體現在：一是行政監管部門執法缺乏法律依據，因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尚未出臺，行政監管部門的處罰權無法覆蓋金融領域亂象治理；二是前期論證不全面、不充分導致后期風險加大。此外，從司法實踐看，部分金融違法犯罪違法成本較低，難以形成有效震懾，重復犯罪時有發生。
吳春妹建議，結合金融發展需求做好金融法律供給，進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配置，為金融市場健康發展奠定法治基礎。同時，強化金融犯罪打擊力度，構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合力。
記者了解到，《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有望近期出臺。銀保監會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局局長向東日前撰文指出，當前，非法集資活動仍處于易發高發時期，網貸平臺、私募等領域風險積聚，各類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文章透露，《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已列入2019年國務院立法計劃，目前司法部正在抓緊推進立法程序。
針對現代科技監管手段應用不足、穿透式監管難實現等問題，吳春妹認為，需要進一步豐富金融監管手段，提升金融監管能力，建立系統性金融監管體系。她建議，豐富監管手段，加強現代科技的運用，建立金融風險監測預警平臺，對存在高風險的金融企業進行重點監控，全面跟蹤異動情況，加強資金全程跟控、多層穿透，通過先期監管防止資金流失，同時將實際控制人及高管名下的財產納入日常監管。
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家非法金融活動風險防控平臺正在開發建設中，先行先試推進順利，已對12個重點地區200余家高風險機構進行全面體檢掃描。截至8月，超過25個地區已建或在建大數據監測平臺，線上監測非法集資風險的能力逐步增強。與此同時，全國非法集資監測預警體系建設三年規劃加快推進，立體化、信息化、社會化的監測預警體系正在形成。
業內人士指出，非法集資案件持續高發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部分民眾逐利心切，風險防范意識淡薄。葉萍說，不法分子抓住投資群眾對“保本”的底線要求，將非法集資包裝成借貸、股權投資、購物、辦理年卡等正常等價交易行為，使投資群眾產生一定會“返本”的錯覺，再以高息、回購、返現、附贈商品等形式承諾高額利息，環環相扣引誘投資群眾步入非法集資陷阱。因此，要多方位加強投資風險教育，引導社會大眾理性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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