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0年財政政策定下基調，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強調“大力提質增效”，“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會議還對“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等作出部署。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多位權威專家指出，在“穩”字當頭的2020年，積極財政政策仍將在宏觀調控中占據重要位置。總體而言，一方面減稅降費仍將延續，且將會更加注重落實落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也會保持力度不減，且更注重結構和績效。
相比2019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加力提效”，202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關鍵詞發生變化——“大力提質增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必須保持一定的政策擴張力度。財政支出在2020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中是較為亮眼的領域。財政支出總量擴張的同時，要注意支出結構的優化。此外，2020年減稅降費政策不會退出，相反還會進一步優化。減稅降費政策仍然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需要在落實落細上做文章。
“提質增效是高質量發展所需，更要看財政政策的質量和效果，因此明年財政支出、專項債政策將會凸顯質量優先和效益優先特點。”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王志剛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在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看來，“大力提質增效”是指更注重財政政策的績效及優化，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她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相比2019年提出的“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2020年提出“要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大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可以看到積極財政政策由重規模向重質量的調整，所以預計2020年在財政支出及專項債方面應該更注重政策的針對性，在財政可持續性的基礎上，通過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積極財政政策的大力提質增效。
2019年我國減稅降費或超2萬億元，涉及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12個稅種，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19個費種……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惠及范圍之廣前所未有，優惠方式之多前所未有。
2020年減稅降費走向如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大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多措并舉保持就業形勢穩定。”
對此，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2020年的財政政策將是更加基于“效能”的財政政策，也就是以有效結果來確定實施方向和力度，確保政策更加精準有效，瞄準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痛點難點，讓市場主體更有獲得感。具體到減稅降費，預計會在分析各個行業、領域的效果，總結出現的問題的基礎上，推出更精準有效的舉措，并與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完善地方債發行等舉措相互協同、彼此借力，更好助力高質量發展。
“預計2020年減稅降費政策將有三大發力點。”李旭紅認為，一是通過落實稅收法定來進一步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二是這期減稅降費措施大多數有3年以上的時效，因此，明年這些減稅降費政策依然能夠延續。三是在關注當前財政平衡問題的基礎上，明年的減稅降費政策應更著重于提高效果和質量，例如更為精準地支持重點領域，通過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等措施進一步“落實”、“落準”減稅降費政策。
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同消費、投資、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制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等領域，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同時，要完善和強化“六穩”舉措，健全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對此，王志剛指出，政策之間的協同非常重要，這有助于發揮政策的比較優勢，減少政策不協調帶來的制度性成本，這也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體現。同時，為了實現“六穩”，同樣需要財政、貨幣、就業三大宏觀政策的協同配合，找出政策傳導中的癥結所在，共同促進經濟保持在合理區間運行。
“政策合力和政策協同是堅持穩字當頭實現預期目標的保障。”李旭紅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多措并舉能夠形成宏觀政策穩、微觀政策活、社會政策托底的政策框架，繼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確保逆周期調節政策扎實有效。此外，政策合力和政策協同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途徑，也符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通過健全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能夠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推動建立科學、嚴明、高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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