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理論一定是要服務現實的，但理論自有其超越片斷現實、局部現實的規律認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經驗、直覺的指導性品質，這才構成了理論服務現實的價值之所在，經濟學研究者顯然應力求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在無窮盡的發展過程中，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在迎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整套認識和建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法治化的指導文件，以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系統表述的現代發展理念與“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大思路，又給予我們更多的研究激勵和改革、轉型的緊迫感。作為研究者，我們力求有所作為地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和對于實現從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習近平表述的“中國夢”現代化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新供給經濟學絕非為創新而創新，絕非可簡單貼標簽的“主義”或“流派”，其新意，可以從“破”“立”、系統化的政策主張三個方面做概括總結。
新供給并非可貼標簽的簡單供給派復辟
新供給經濟學是基于對“薩伊定律”再解讀進行“供給側”認識的提升與反思，并非簡單可貼“主義”“流派”等標簽的鸚鵡學舌式的簡單供給派復辟，而是在把握“融匯古今、貫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歷史視野基礎上，又切切實實根植于中國經濟實踐的訴求，認為“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不可偏廢一方，并將所受到的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的啟迪與影響，一并納入理論體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力求集大成的經濟學思想。
沿著“供給側”學派兩輪“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邏輯，21世紀漸具形態的“供給管理”以美國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為例而影響可觀，但實際上處于剛剛揭開序幕、方興未艾之階段。沿此脈絡達成“供給側”學派沿著兩輪“否定之否定”的軌道實現理性回歸與認識的再一次螺旋式上升，所對接的正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認識追求與開闊境界。我們認為，新供給與眾不同的特征可總結為以下三個關鍵詞。
第一，創新務實。從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來看，誕生伊始的哲學色彩賦予經濟學理論探索與模型抽象的傳統，這些教科書傳統在延續中出現了如供給管理這樣從未被經濟學教科書特別強調、卻被運用于經濟實踐中的活靈活現的“案例教學”。從中國傳統文化看，“求真務實”一直是與農耕文化有關、在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種民族精神，但同時亦有“普世”特征，這與廣泛存在的“問題導向”思維方式也內在相關。直接從經濟實踐中總結，這種“務實”的具體表現是：不遇到一定規模的經濟危機壓力因素，原來相對穩定的理論方向（傾向性主流）不會改變。但不難發現，每當危機到來時，如同實際生活提出問題，爭相解決危機（問題）的過程，即是形成經濟學新流派的過程。這一過程如同歷史上朝代的更替、戰爭與和平的互換等，是與變化及其壓力緊密結合的。經濟學派的務實傾向會帶來新一輪的頭腦風暴、知識碰撞，推動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在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經驗層面考察，最新一輪供給側學派的興起，結緣于經濟學理論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在一線承擔決策責任的領袖人物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沒有經濟學家稍微清晰一點地對我們做出警示？而經濟學家自己的群體里面也有這樣的看法，即人類社會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我們十分需要對經濟學基于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創新和發展。務實的問題導向呼喚創新的努力。
第二，一體整合。新供給經濟學推崇供給管理，為“供給側”經濟學迎來又一輪形似復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形成的認識，決非摒棄需求管理，而是講求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的結合并納入制度經濟學成果等的開闊包容兼收并蓄式的建設性大融合。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主流經濟學的認知框架是不對稱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失誤——雖然他們各自注重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失誤確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們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更為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西方代表經濟學主流的教科書，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下，還是發展到“經濟學”（或稱理論經濟學）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著與實踐“言行不一”的缺點。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間，實際上是跳出經濟教科書來實行了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找不到清楚依據的動作，在運行中間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產生了足以影響全局的決定性作用。
新供給經濟學強調，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始發命題或可說源于薩伊的古典自由主義定律，并在新時代、新經濟、新興市場的背景下，被賦予彌補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還正視現實強化針對性，在肯定其理論模型意義的基礎上揚棄“完全競爭市場”這樣與實踐環境大相徑庭的假設，注重還原資源配置中“非完全競爭”的真實場景，以此為基礎來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當然，新供給經濟學也不認同如美國“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那樣簡單退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放任時代，而是認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是強調市場、政府各有所為，并主張考慮第三部門主體與兩者的良性互動。而且，新供給經濟學在基礎理論層面，特別強調對制度供給的認識與重視，認為制度供給問題與供給能力的形成密切相關，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認知體系，打通“物”和“人”這兩個都位于供給側的分析視角，將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納入緊密相連于制度供給問題的分析體系。這一系列思想觀點，落實到中國的實踐層面，就是要強調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發力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和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與升級。由此可見，新供給經濟學在總結美國等發達國家實踐操作的基礎上提出的理性的“供給管理”，強調的并不是對“供給側”與“需求側”選邊式的“復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義和實踐貢獻的基礎上，加入對供給管理的重視與強調，并加入了在制度經濟學思想指導下對制度供給層面更具系統化特征的思考。回歸到“供給側”學派兩輪否定之否定的軌跡上，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理性供給管理對凱恩斯主義復辟實施的新一輪的形式否定，毋寧說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并蓄“大融合”框架下對供給側理論觀點的樹立、強調與升華。
第三，時代進步。如前所述，雖然需求具有原生動力性質，但是供給側升級換代的演變卻可以決定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大的劃分上，有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工業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這些都是在供給側由遞進的不同升級換代形式所決定的時代劃分，每一次產業革命的爆發都同時伴隨著供給側的創新，而每一次供給側的創新實際上又都直接提升著人類物質需求的滿足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時代進步與我們置身其中的后發經濟的追趕—趕超密切相關。基于后發優勢所強調的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帶來的紅利，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實現經濟高速發展，且隨著技術差距的縮小，勢必呈現出紅利收斂的趨勢，這種收斂壓力放在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供給側觀察視角下，應當是在每一次供給側創新完成之后的一個穩定時期中，追求隨技術革命開啟新的時代，這種追趕勢必也將隨之掀起新的浪潮。由此可更容易理解新供給經濟學所強調的制度供給的重要性，因為制度供給所帶來的改革紅利除了能夠降低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成本，還是新技術發明創造的首因，是中國這樣的后發經濟體趕上甚至超前于先發經濟體的時代進步的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