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基于理論創新服務全局
簡要地說，我們所主張的上面這些“立”，是生發于對經濟規律的探究，面對古今中外的實踐，兼收并蓄已有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的積極成果，但首先是既對應于中國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務于中國現代化的趕超戰略。鄧小平所強調的“三步走”，可理解為一種實質性的趕超戰略。其間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追趕式的直觀表現，最后的意圖實現，則確切無疑地指向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偉大復興，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來居上”地造福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這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決不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而是一個古老民族應該在和平發展崛起中對世界和人類做出的貢獻，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在一度落伍之后，應該通過現代化來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陣營、在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發展共贏中間做出自己應有的、更大的貢獻，即服務于中國和世界人民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
我們深知，相關的理論和認識的爭鳴是難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國現在的討論中間，似乎還很難避免有簡單化貼標簽的傾向。比如說在一般的評議中，某些思路和主張很容易被簡單地分類——某些觀點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某些觀點被稱為主張政府干預和主張大政府，有些則被稱為是主張第三條道路。貼標簽的背后，是認識的極端化和簡單化。
我們自己的認識傾向是希望能夠超越過去的一些貼標簽式的討論，側重點在于先少談些主義、多討論些問題，特別是討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來貫徹對真理的追求。研討清楚了“真問題”，所應持的“主義”也就呼之欲出了。沒有必要在經濟學框架之內、在對經濟規律的認知領域之內，對這些討論中的觀點處處去貼意識形態標簽，處處去分辯是左是右、姓資姓社。新供給研究的追求，是繼承經濟學和相關學科領域內的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經濟理論學說作出發展，包括補充、整合與提升。
我們對于理論研究的“從實際出發”應該加以進一步的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既要充分體察中國的傳統（包括積極的、消極的）；充分體察中國的國情（包括可變的與不可變的）；也要特別重視怎樣回應現實需要——有些已認識的固然是真實合理的現實需要，但也會有假象的現實需要即不合理的、虛幻的訴求，我們要通過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來把這些理清。既從實際出發體察中國視角上必須體察的相關各種事物，同時也要注重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共性和個性，包括闡明和堅持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在認識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規律和價值。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關系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新供給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為主的思路，繼續貫徹單一的“反周期”操作路線，隨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出其局限性。今后隨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關系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復制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十分狹窄，較高水平的理性“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其后領導層更宣示了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的改革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接觸供給抑制、釋放增長潛能的系統工程。既然在中國中長期發展中如何破解瓶頸制約，和攻堅克難全面深化改革、優化結構，是國人共同面臨的歷史性重大考驗，那么我們應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系并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密不可分的致用學科，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中抱著“經世濟民”的情懷與追求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我們期待這樣的學術理論研究能夠避免走“空談誤國”的迷途，而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服務。
（文章摘自《供給側改革》，中信出版社，作者：賈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