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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立”框架，“立”原理，“立”融合，“立”體系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后，我們強調，必須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以及國際上的所有經驗和啟示，以更開闊的經濟學理論創新視野，考慮我們能夠和應當“立”的方面。
第一，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我們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后更好地把理論服務于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要有產品與服務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們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并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有待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作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我們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我們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借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我們應有最為寬廣的視野，最為開闊的心胸，把人類文明發展在經濟學及相關學科領域的一切積極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學體系，把供給側“物”的生產力要素供給的分析認識與“人”的生產關系制度因素的分析認識內恰地、有機地結合在“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人類社會進步努力之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規律，“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和釋放生產力”也是規律——對于轉軌中的中國，深刻認識理解前者，就要認識、尊重和敬畏市場，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硬道理不動搖，深刻認識理解后者，就要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讓市場總體上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其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處理好“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挑戰性問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守正出奇”地提升經濟發展中整個供給體系的功能、質量和效率。
所以，新供給經濟學研究中涉及的以上這些“破”和“立”，決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之后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矛盾與危機因素的積累，化解隱患疊加的風險，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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