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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復雜的環境中，宏觀政策往往需要在多個方面，多個目標間做權衡，從而陷入兩難或多難的境地。當前貨幣政策就處在這樣一個狀況中。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穩增長訴求較強的背景下，貨幣政策需要保持寬松基調來為實體經濟提供足夠的融資支持。但另一方面，一線城市房價的快速上漲，以及由豬價和菜價所推高的CPI數字，又似乎顯示貨幣政策有收緊的必要。

　　面對這樣的局面，貨幣政策需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依照主要矛盾來調整。這是因為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局面中，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宏觀調控只能是幾害相權取其輕。試圖同時實現所有的政策目標既不現實，也會降低政策的調控效果。

　　在前兩年，我國曾試圖用總量的貨幣政策來調整經濟結構，試圖用定向寬松來取代全面放水。但這反而導致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和貨幣政策寬松導向的錯配，阻塞了貨幣政策傳導路徑。結果是一方面實體經濟因為融資難而持續走弱，另一方面流動性卻在金融市場大量積壓，催生金融資產價格泡沫。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問題，承認了政策能力存在邊界，貨幣政策才在近期重新轉向相對全面的寬松。而這種寬松對實體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開始在宏觀數據中體現出來。

　　不能否認，貨幣政策的全面寬松對房價有推升作用。但房價的上漲絕不僅僅是因為貨幣寬松。房價上升是地產去庫存、經濟復蘇中必然會出現的伴生狀況。而當前房地產市場的地區分化也非常明顯。在少數幾個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同時，全國絕大多數城市地產庫存壓力高企。要實現在控房價的同時保證經濟復蘇，以及在抑制部分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同時又推動多數城市的去庫存進程，貨幣政策力有不逮。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對房價上漲就不聞不問了。只不過抑制房價的責任應當交給那些指向性更強的結構性、地域性政策，而不應當強壓給總量性的貨幣政策。

　　再來看通脹。近期豬肉和蔬菜確實推高了CPI數字，令“滯脹”預期升溫。但對這種由食品價格所推升的通脹，貨幣政策也不應做反應。先來看菜價。在今年2月，CPI中的菜價指數環比上漲約30%，創下2008年年初以來的最大單月漲幅。但菜價漲得快，跌得也快，近期漲幅已明顯回落。相比而言，豬價上漲更具有持續性。而考慮到當前生豬存欄量已經跌破3.7億頭，創下十年來的新低，未來幾個月豬價還可能進一步推動CPI數字沖高。但很明顯，當前豬價上升緣于豬肉供給量的減少——生豬出欄量已經連續四個季度負增長。對于這種供給受限所引致的價格上漲，調控需求的貨幣政策無能為力。因此，面對當前這種主要為供給面因素所帶來的通脹沖高，貨幣政策最恰當的應對就是不做應對。

　　縱觀當前宏觀經濟，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居高不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GDP年增速穩定在6.5%之上的目標之間矛盾才是主要矛盾。這一矛盾決定了當前的貨幣政策需要保持寬松來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托底經濟增長。在這一矛盾之外，房價和通脹的上升只能算是次要矛盾。對這些次要矛盾，具有總量性且效果更多體現在需求面的貨幣政策并不對癥，理當不做或少做反應，而把矛盾的化解留給更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政策。貨幣調控如果混淆了這一點，既不利于當前主次矛盾的解決，也可能催生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