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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碼創新基因·引擎

　　為了在新型研發機構充分施展才華，一批出色的科研人員寧肯辭去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職務。

　　無經費、無編制的“三無”單位，卻讓企業對它們趨之若鶩、地方政府將它們視同珍寶。

　　外界眼中“不完全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業，還不完全像事業單位”的“四不像”單位，卻成為資本市場的寵兒、新三板的常客、跨國科研交流的生力軍。

　　新型研發機構的井噴式發展，不僅為破解我國科研與市場對接“兩張皮”痼疾提供了寶貴路徑，也為我國實現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孕育培養“科研產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幾十年來，有“空氣動力專業國家隊”之譽的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科研創新群體，勇于創新，自主設計建成世界級風洞群，我國幾乎所有的飛機、導彈、飛船等航空航天飛行器，都在這里進行過空氣動力試驗研究。 　　圖為科研人員在高頻等離子體風洞試驗現場研究課題。 　　新華社發（余江　攝）?

　　在不久前閉幕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加強科技供給”“深化體制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成為未來我國創新驅動轉型的核心內容。業界普遍認為，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新型研發機構必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釋放出更多的創新動能。

　　工業機器人和智能裝備、大功率激光器以及無人艇項目——今年6月上旬，廣東華中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國軍見到《經濟參考報》記者時，掰著指頭數出了這三項重點任務，每一項都不僅有著成熟的科技團隊在穩步推進，同時還有著明確的產業化開發路徑，市場前景廣闊。

　　如今，張國軍還身兼廣東省智能機器人研究院院長、制造裝備數字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數職。作為珠三角最知名的新型研發機構之一，去年該院剛剛組建的機器人應用中心在短短六個月里就接到各類訂單累計超過5000萬元，一度出現“企業排著隊等簽單”的火爆場面。

　　張國軍說，按照計劃，今年該中心將和大連機床廠展開合作，在東莞等地分兩批引入總計15000臺智能數控裝備，再以分時租賃方式靈活提供給東莞中小制造企業使用，進而釋放出更大的產業溢出效應。

　　“我們估算了一下，研究院每生產、銷售1億元的設備，東莞當年增加的工業產值就能超過10億元。更重要的是，全球智能制造應用的時間窗口也就3到5年，我們要想辦法幫助企業抓住這個窗口，不能錯失良機。”張國軍說。

　　眼下，僅在研究院一棟大樓的墻面上，就滿滿當當掛著20多個牌匾，從工業項目的示范基地，到不同企業的分試驗室、分研發中心，整個研究院已經變成了當地乃至珠三角的公共研發平臺。在外界看來，靈活的機構設置、近百家的孵化企業、數以千計的成熟產品，都是這個平臺區別于傳統高校與科研院所的顯著特征。

　　東莞市科技局副局長沈海邑表示，目前東莞像華中科技這樣的新型研發機構已經達到27家之多，累計投入資金超過40億元，而服務企業超過2萬家，成為東莞全市創新轉型的核心支柱，“如果條件合適，我們還會發展更多新機構，同時加強對現有機構的考核、管理，促使它們發揮出更大作用。”

　　企業“踏破門檻”、地方政府“求賢若渴”、創新人才“大放異彩”——在東莞之外的東中西部許多地市，記者都目睹了多個新型研發機構展現出類似的勃勃生機與旺盛活力。據不完全統計，僅廣東、江蘇兩地此類新型研發機構總數就有近百家之多。

　　在江蘇，由省政府牽頭成立的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只用了短短不到三年時間，就成為一家擁有23間專業研究院所的產業技術攻關平臺。該院執行院長劉慶說，僅汽車一個領域，孵化的企業去年銷售總值就超過20億元，而累計投入則只有6億元，收效比達到1比3，“我們的目標就是成為一個連接江蘇產業和全球創新資源的技術平臺”。

　　在廣東，由于清華深圳研究院成果豐碩，院長嵇世山正在廣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積極籌建清華珠三角研究院，目標就是給深圳以外的其他珠三角城市提供更多科技創新資源支持。

　　破解科技創新“兩張皮”痼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新型研發機構能夠如此受到市場歡迎？廣大科研平臺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門負責人的共識是，新型研發機構破解了科技與市場這“兩張皮”的痼疾。

　　談起這個問題，張國軍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講起了這樣一件事情：2013年以前，華中科技大學研究團隊率先在國內開發完成了高性能的RFID全自動封裝生產線，然而由于穩定性不高、故障不斷，加之成本太高而很難推廣。最后是研究院自己投入40多人攻關，開展了大量的工程化開發，全面提升了各項性能，尤其是穩定性大幅提高，終于讓這項技術和產品在企業落戶生根。這個項目因為打破國外壟斷、大幅降低無線射頻識別標簽的制造成本而獲得了國家技術發明獎。

　　“現在很多地方科研成果轉化遭遇‘滑鐵盧’，就是太想把科技與市場這‘兩張皮’做成一張皮了。”張國軍說，“我們最開始也是想把學校的研究成果直接拿來用，但是后來一實踐就發現，這‘兩張皮’捏不到一起去，它中間必須有新型研發機構這樣的第三張皮或者說食品粘合劑來做承接。”

　　廣東西安交大研究院負責人鄒建華今年年初剛剛上任。他說，作為一名科研人員，就任的這短短幾個月已經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高校、科研機構和市場不能夠硬性對接，一是企業不了解我們的高校體系，高校也不了解企業的運作思路，二是企業最急需的短期技術改造和產業應用不是高校的長處和優勢所在，傳統體制的慣性又嚴重束縛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與其花大力氣將兩者捏在一起，不如放手讓新興科研機構發揮作用”。

　　中山大學惠州研究院院長紀紅兵也認為，大學保持全球高端學術水平和對接企業客觀上就存在矛盾，“因為前者往往難以短期收效，后者又最在意經濟核算，一個是往前看，一個是往后看，這就必須要有個緩沖層來應對，而這個環節又不能復雜化，新型研發機構正好滿足這一需求，這也正是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國內化工園區安全管理研究主力軍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大趨勢孕育“研發產業”未來

　　盡管模式各不相同、規模大小不一、產業各有側重，但較為成功的一批新型研發機構普遍具有實體化、資本化、國際化三大共性發展趨勢，而這也為傳統高校和科研院所跳出市場化門檻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實體化——作為目前運作比較成熟、經濟和社會效益都比較突出的代表性新型研發機構，廣東華中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中科院西安光學所、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都擁有一支600人以上的獨立科研力量，其中80%以上人員都來自于市場招聘，可以組成數個甚至數十個團隊與企業進行對接。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部分缺乏獨立團隊的新型研發平臺發展相對緩慢。一所新型研發機構負責人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坦承，由于多重原因，該院一直未能形成研發隊伍，主要依靠將企業需求帶回學校本部對接，“結果就是只能收取微薄的服務費，形不成有效積累，也不能及時滿足企業需求，發展十分緩慢。”

　　資本化——在全面對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主動“斷奶”，通過“投資公司+孵化器”方式推動研發項目可持續發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依靠政府輸血的平臺活不好、活不長，是絕大多數新型研發機構負責人的共同心聲。而通過孵化器方式對接資本市場、通過引進企業和社會資金孵化科研項目，是它們的共同選擇。

　　深圳清華研究院院長嵇世山說，作為國內最成功的新型研發平臺，該院的突出特點就是一開始就沒有“皇糧”，而是形成了一整套技術股權投資體系來孕育孵化技術項目。“迄今為止，我們一共孵化企業超過1500家，產值超過200億元，其中研究院擁有股權的企業超過150家。如果沒有投資平臺、沒有自我造血功能，我們就會成為政府的負擔，走不了多遠”。

　　國際化——研發資源和研發人才配置國際化程度較高，主動惠及國際創新資源搭建國際合作平臺，這一點在電子信息、半導體、新材料等國際競爭較為激烈的關鍵性領域更為突出。

　　揚州市科技局局長楊蓉說，僅該市啟動的科技合作平臺就先后與美國、德國、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形成一種開放的國際科研合作格局，一年之內帶動企業形成的國際性合作項目就增長了4倍。

　　一些機構還將自己的觸角主動延伸到海外。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劉慶介紹說，該院目前已經在美國硅谷設立了分院，主要目的就是在那里連接最具活力的創新資源。“這樣，就能和國外的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并發揮我們的制造優勢。”

　　科研成果“變現”難題待解

　　在看到新型研發機構主動對接市場、積極尋求自我造血能力的同時，也要看到，由于機制體制的束縛和障礙依然存在，幾乎沒有一家新型研發機構沒有觸碰過資本運作的“天花板”或者“玻璃墻”。如何打通評估轉讓、專利入股等科研成果轉化的“老路”與“新路”，仍然是當前我國科研體制改革亟待解決的重大障礙。

　　對于新型研發機構而言，由于更有利于降低國有資產流失風險、保障校方利益，扮演監管角色的高校（科研單位）和行政主管部門更愿意研發團隊和企業采取評估轉讓或者專利授權模式完成，但在很多新型研發機構看來，這兩種模式分別存在評估價格容易過高損害企業利益、授權存在不確定性難以實施長期經營規劃等固有弊端而不被企業廣泛接受，實際上并不可行。

　　“以我所知道的一個專利為例，第三方給出了300萬元的評估價，但學校堅持認為存在低估嫌疑，始終不予批準。此外，當前新型研發機構和企業結合緊密，研發人員進入企業工作是一個普遍現象，客觀上這也會影響相關人員走評估轉讓和授權許可的積極性。”西北一家知名新型研發機構負責人說。

　　同時，多位新型研發機構負責人反映，盡管科技成果轉化法已經出臺，國家也已經多次明確鼓勵采取股權激勵政策推動專利轉讓，但“這條路實際很難走通”。

　　張國軍介紹說，以該院旗下的一家企業為例，相關研究團隊在機器人驅控一體化上取得研發成果并吸引了風投基金加入，需要調整降低研究院占企業股份比重，增加研發團隊股權比重。“這本來是件好事，可以更大地激勵研發人員，同時回收國有投資，更符合國家政策與法律方向，但是因為涉及校方股份，結果就需要完成從研究院投資公司到學校產業集團等多級審批，甚至還要到教育部審批或備案，風投一看就打了退堂鼓。”

　　“這就好比讓研發機構‘坐在金山上哭窮’。”張國軍說，“我們下面有33個公司，資產處置決策涉及投資、溢價、增資等多個領域，但是在股權轉讓、退出上從沒成功過。如果能夠打開這個環節，我們轉讓一些企業股份就能換來上億元的流動資金，實現更大的發展。”

　　部分研發機構負責人介紹說，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實踐中開始探索幫助新型研發機構及其團隊落實專利入股、股權投資等渠道，但是有些問題還沒有完全理順。比如稅收問題，一旦認定知識產權入股帶來個人資產增加，就要納稅20%，1000萬的作價股權就要納稅200萬，這幾乎是研發團隊繞不過去的坎。如果這個不改變，科技成果轉化法的細則不落實，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不可能長久。

　　上海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鈕曉鳴認為，面對新型研發機構的興起，政府應該做普惠而不是風投，政府源源不斷地做好公共研發平臺。如果監管部門是基礎研究、產業知識積累、甚至具體的產品都投錢，太累了。政府部門布局讓第一棒和第二棒有活干，讓第四棒“干好活”就行，也不用直接給企業補貼。

　　張國軍認為，在落實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要確立“限時規則”。科研成果通過股權形式轉化，需要嚴格的流程時限，但現在進行股權退出和轉讓需要經過學校、國資等多個部門，很長時間文件批不下來。建議對有關部門在涉及科技成果轉化的審批上確定具體時限，比如不予同意的決定最長也要在一個月內做出，這樣才能真正對接資本市場運作規則，否則就容易耗死在某些流程中。

　　（本稿件由記者王攀、程群、陳鋼、蔡玉高、何宗渝、周琳、高皓亮、李崢巍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