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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此提供一些個人歷史和資歷證明。我出生于紐約，畢業于紐約州佩爾漢姆（Pelham）郊區的寄宿中學，然后進入哈佛大學及其研究生院。奧托·埃克斯坦

　　奧托·埃克斯坦（1927—1984）是德國裔的美籍猶太人，1939年隨父母移民美國；他是經濟學界的凱恩斯主義者，提出“公共產品收益原則分權論”，即全國受益的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各地區受益的公共產品由各地區政府自行提供；他在1963年創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經濟數據提供機構——“數據資源公司”，并從事宏觀經濟的數學模型研究；他除了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外，還擔任過約翰遜總統的經濟顧問。——譯者注（Otto Eckstein）點燃了我對經濟學的興趣，并且慷慨地傳授學問給我。他告訴我，經濟學從來不是一門沉悶乏味的科學。霍華德·拉伊發

　　霍華德·拉伊發曾是哈佛大學的管理經濟學教授，1994年退休；他是貝葉斯統計決策論方面的專家，研究博弈論、行為決策、風險分析、談判分析等。——譯者注（Howard Raiffa）教授的課程使我學到了在不確定條件下的貝葉斯

　　貝葉斯（1701—1763）是英國的數學家，他在世界上首先提出概率統計的概念，研究統計推斷、統計估算和決策函數等。貝葉斯決策是指，在兩個互相關聯的隨機事件中，在一個事件發生的條件下，計算另一個事件發生的概率。——譯者注（Bayese）決策方法，那時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義何在，自那以后，它一直成為我處理幾乎每項工作和知識方面挑戰的重要方法。就在那一年，偶然地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瓦西里·列昂節夫

　　瓦西里·列昂節夫（1906—1999）是移居美國的俄羅斯數學家，他首先提出用“投入—產出矩陣”研究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并因此而獲得197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學任經濟學教授，1975年轉到紐約大學；他的學生中有兩人（薩繆爾森和索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譯者注（Wassily Leontief）的一聲未曾預料的咆哮使我堅定做職業經濟學家的信念。列昂節夫含淚告訴我，他辭去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職工作，因為這個領域已被細小而不重要的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能通過數學給出肯定性答案。與此同時，他說，經濟學正使最有天賦的青年人喪失雄心壯志，因為他們想探索對人類更重要但不能予以精確證明的問題。幾年后，當列昂節夫將近90歲時，我在一個雞尾酒會上遇到他，他問我在做些什么。我說我已創辦了一家保險公司，他緊緊地擁抱我并歡欣鼓舞地說，“你相信了”！

　　我現在從事的是我的第三份工作。我在獲得博士學位后從事的第一份工作是，為哈佛大學的本科生講授證券市場經濟學課程。列昂節夫曾經建議我尋求擔任非全職的講師而不是做終身教授，同時開始我的商業生涯。后來在1975年，我完全改變了方向。在沒有教課任務的日子里，我在保險業界做顧問，我很快在那個行業里取得了一些出色的資格證書。我還把相當多的時間用于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這個職業組合使我被馬薩諸塞州時任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

　　邁克爾·杜卡基斯是民主黨人，曾兩次被選為馬薩諸塞州的州長（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他在州長任期內在該州的著名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附近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使該地區有“東部硅谷”之稱。在198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他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輸給了共和黨的老布什；在競選失敗后他淡出政壇，到東北大學任教。——譯者注（Michael Dukakis）任命為保險業總監。州長曾允諾為這個職務找一位有保險業專長而且與這個行業糾葛不深的人。這個行業比他預期的要小，我正適合任此職。當時我看上去如此年輕，以至于在我禮節性地拜訪州參議院主席時，他的助理把我說成是從高級中學來做為期一天的保險業專員的實習。我在這個崗位上工作4年后，在31歲時成為一名老練的公務員，并準備回歸成為學術與商業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我原本計劃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去工作一個學期，但運氣又來了，我沒去倫敦，而是去了華盛頓。

　　那時吉米·卡特（Jim Carter）是美國總統。他為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職位而親自接見我。我通過了艱難的國會聽證過程，這段故事比本書長得多。當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我的新職位將面臨一堆棘手問題，這個預言已為力圖在這個職位上把事情辦好的那些人遇到的麻煩所證實。在CFTC任職對我而言教育意義大于成就感。當我回顧那幾年時，我想到的一個詞是“品格塑造”。

　　CFTC擁有監管復雜金融衍生品的主要執法權，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起了災難性的作用；但是國會半心半意的授權以及被監管的集團的強大政治詭辯使這個執法機構從一開始就難以有所作為。很多人不覺得自己的西部牛仔式狂野行徑是應該受到約束的原則問題。

　　1979年，這些金融衍生品紛紛涌現；我不喜歡它們，因為它們缺乏對客戶的保護，且杠桿率過高。監管這股浪潮并使之退卻從來不是有很好結果的任務，我并不比卡努特

　　卡努特（995—1035）是從丹麥來的英國國王（1016—1035），他自1018年起也兼任丹麥國王。據歷史資料記載，他向他的大臣們表示他不能控制浪潮的來臨，即凡人的力量不能與神力相比。——譯者注國王（King Canute）幸運。事實上，是運氣更差，因為卡努特實際上試圖向宮廷內的溜須拍馬者們說明，他無法控制這股浪潮。我卻天真地認為我能控制住，以為可以輕松地防止高杠桿率金融衍生品危害國家。

　　我設定了很難有機會成功的不同標準。我可能是聯邦監管機構歷史上唯一喋喋不休地對主要政策問題發表看法的主管，但未能使任何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下屬。更重要的是，我曾試圖讓不止一位同事或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領導相信杠桿率過高、監管不足的衍生品交易可能引發金融海嘯。在2008年經濟危機后，我收到了令人敬畏的保羅·沃爾克

　　保羅·沃爾克曾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他采取高利率政策，壓縮了通貨膨脹，卻引起了經濟蕭條，因此而被里根總統解職；接替他的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取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監管，雖然激發了經濟增長，卻因金融衍生品泛濫而導致從雷曼兄弟倒閉開始的金融危機，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調撥8 000億美元救市。——譯者注（Paul Volcker）的一條不帶偏見的短信，是說如果我當時能使他相信杠桿效應的危險，情況會好一些；我在華盛頓任職期間，他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后來我在里根政府又工作了幾年，1983年初離開了CFTC。

　　離開學術界8年之后，我若不重新學習文獻資料就沒有資格執教經濟學。政府在共和黨手中，民主黨在譴責監管和盡可能地增加華爾街的資產方面競相模仿競選得勝的共和黨。私營企業界展現出吸引一切的力量。我沒有陷入在華盛頓工作4年之后的“旋轉門綜合征”

　　“旋轉門綜合征”是美國政界常用的諺語，指離職的政府官員在通過“旋轉門”出了政府大廈后，利用其在政府的老關系謀私利。——譯者注，而是在馬薩諸塞州創辦了一家保險公司。這正好符合我之前的自我認知。記得在我十幾歲時，我的父母曾羨慕地說，他們認識的某人在一家大公司謀得了高級執行官的職位；當時我告訴我的父母，我寧愿推著小車在紐約大街上賣蘋果，也不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擔任高級職務。我曾被告誡，保險業不是一個容易創業的行業，而且我缺乏領導私營企業的經驗，任何人都會抓住這個弱點；但是，我已經下定了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