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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重點提出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區域的范圍比城鎮大，鄉村的概念比城鎮小，因而有人望文生義地以為不再講城鎮化了。這種理解和引申是片面的、形而上學的，完全割裂了城鎮化和城市群的內在有機聯系。黨的十九大確立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區域協調發展為總體目標、以鄉村振興為重點戰略任務的城市化格局，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根本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多個重要論斷和戰略部署與城鎮化直接或間接相關，并透露出新型城鎮化戰略在新時代的重要信息和信號。對此，我們應當認真加以學習和領會。

　　我國正進入城鎮化的“新常態”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中指出：“城鎮化率年均提高一點二個百分點，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在這句話中，有些人看到的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但其背后的內容要豐富得多。

　　一方面，這是對我國五年來城市建設成就的巨大肯定。

　　城鎮化率是城鎮化進程的基本測度方法，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是基本特征。但這“一點二個百分點”和“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不只是一個數據那么簡單。與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的城市化相比，當今世界城市化的突出特點是“高成本”，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強大的經濟支撐。據測算，我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至4億平方米、建設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億立方米。可見，這五年來的城鎮化進程是效果顯著的。

　　另一方面，它還包含了對我國城鎮化發展規律與未來趨勢的戰略研判。

　　自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開始進入“中程”。相關測算表明，每增加1個城市人需要新增城鎮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因而，能否精準把握下一階段城市化的趨勢，直接關系到國家在城市領域的基本政策和資源配置。

　　事實上，與2000年至2011年年均增速超過1.5%相比，這五年1.2%的年增長率確實有所下降。但我們并不能貼上所謂“斷崖式”或“急剎車”的標簽，而恰恰說明我國正進入城鎮化的一種“新常態”，由原來的高速增長轉為較高質量的增長。考慮到我國城鎮化處于“中程”的國情，還遠未到城鎮化建設的“拐點時刻”，故依據各地實情對相關城市建設仍需未雨綢繆地謀劃和積極布局。

　　準確把握城鎮化和城市群關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重點提出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區域的范圍比城鎮大，鄉村的概念比城鎮小，因而有人望文生義地以為不再講城鎮化了，并把城市群作為未來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主題。

　　這種理解和引申是片面的、形而上學的，屬于只知“其名”不知“其實”，完全割裂了城鎮化和城市群的內在有機聯系，也沒搞清楚城市群本身就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等一系列文件反復明確和強調的我國城鎮化“主體形態”。

　　其實，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并不是沒有提到城鎮化。在“堅持新發展理念”中，清楚地寫道“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這里“城鎮化”的核心是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新型城市，包括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創新城市、人文城市、緊湊城市五個目標，以及強調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高度匹配、同步發展，而完全不同于以大拆大建、房地產開發、GDP(國內生產總值)主導為基本特征的舊城鎮化。

　　至于城市群，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這里的“以城市群為主體”“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等，集中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中央關于雄安新區建設相關文件的精髓，顯示出區域和城市發展政策的延續性與穩定性，是新時代探索城市發展道路的重大戰略舉措。

　　針對相關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有必要重申城鎮化和城市群的內在關系。我國城市應該走什么道路，一直有兩種聲音：一是走小城市發展道路，以超微型城市論和微小城市論為理論代表，以“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為大政方針。二是走大都市發展道路，以全國曾有183個城市提出建設所謂國際化大都市為表現。

　　實踐證明，它們各有偏頗。前者看不到大都市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基本上屬于“窮過渡”城市化思維;后者加劇了城市之間的“同質競爭”，難免造成區域內資源、資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費和低效配置。因此，從2005年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開始，到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把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基本成形。

　　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九大確立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區域協調發展為總體目標、以鄉村振興為重點戰略任務的城市化格局，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根本要求。

　　鄉村振興戰略不只是講“三農”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同時，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有人以為，這體現了我們黨對鄉村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城市沒有什么關系，甚至產生未來會“重農村輕城市”的猜測和誤判。

　　有什么樣的現實，就有什么樣的觀念。中國城鄉長期存在的二元化現實，導致有些人持有把城市和鄉村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態度。其在理論上的典型表現是，把城市研究和農村研究、城市規劃和農村規劃、城市建設和農村建設截然分開。由此造成的影響是，研究城市的往往排除農村，搞農村規劃的也總是會把標準做得低一些。其實，農村研究本就是城市化研究的四大對象之一。不僅因為農村研究是城市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才會有那么多人關注半城市化、農村空心化等問題，而且農村研究專家也總是要把農村問題的根源追溯到城市，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外乎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等。如果能破除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城鄉對立”，就不會覺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城市建設發展沒有關系了。

　　今天的城市和鄉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難以分開。鄉村振興戰略不只是給農村承包制等“吃了定心丸”，同時也為城市帶動鄉村發展、城鄉一體化指明了新方向。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不僅“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被視為民生領域的短板之一，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如果今天還從城鄉二元對立的角度去理解鄉村振興戰略，不僅在觀念上是偏頗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

　　城市功能現代化是“國之大事”

　　黨的十九大報告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度，高度提煉出城鎮化的關鍵和重點。但如果要問下一階段城市發展的主題，還需要結合相關的總體戰略部署去找尋。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一般認為，現代化本質上是以經濟現代化為主導生產方式、以政治現代化為國家主體構架、以文化現代化為精神文明形態、以社會現代化為主流生活方式、以環境現代化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以人的現代化和全面發展為戰略重心的人類歷史和文明進程。其中，城市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承擔著中流砥柱的作用。這就使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關系更為緊密。

　　簡單說來，現代化是城鎮化的內在機制和內容，城鎮化是現代化的空間載體和形式，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疊合、同步發展的。這是因為，現代化意味著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最突出的特點是憑借基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生產方式，深刻改變人類傳統的空間環境、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進而使城市成為人類生產生活的核心和主流。由此可見，未來的城市化必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背景下開啟的城市現代化新征程。從城市化到城市現代化，從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到城市功能現代化，將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需要研究和關注的“國之大事”。(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