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正確把握金融本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精準有效處置重點領域風險，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堅決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重大風險攻堅戰，推動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實現了總量上的長足進步，2018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達7.7%，這一數值甚至高于大多數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整體來看，我國金融業對GDP的拉動率和貢獻度還比較低，金融業發展的總體質量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推進全方位、高質量的對外開放既是富民之路、強國之路，也是金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已與世界經濟高度接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也需要一個更加開放的、高質量的現代化金融體系作為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并承諾在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方面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擴大金融開放有利于實現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擴大金融開放有利于提升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金融的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金融體系運轉良好，資源配置效率高。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高，意味著配置到各經濟部門的金融資源接近或達到了最優狀態，金融資源的供給者和需求者都獲得了最佳金融配置方案，因投資和儲蓄錯配造成的金融效率損失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擴大金融開放，實現國內外金融資本的雙向流動，能夠促使國內真實利率進一步回歸到均衡水平，引導金融資源流向產出效率更高的領域，從而提升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擴大金融開放，可以擴大金融資源的供給，在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內滿足國內不同層次的資金配置需求，提升金融交易的規模和頻度，這也提升了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
擴大金融開放有助于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水平并降低交易成本。在開放條件下，信息的完全性和金融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響金融發展質量的重要因素。與一般的商品相比，金融產品具有流動快、價格敏感、交易結構復雜等特征，對交易信息、交易技術等確保交易正常進行的金融基礎設施的要求高。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能夠為構建國際化的金融基礎設施、推進交易的透明度和信息的完全性創造條件：其一，在開放條件下，各個參與經濟體會在一定程度內放松國內對金融交易和金融信息的管制，從而使金融信息得以按照市場規則的要求完整披露，這有助于保證信息的完全性;其二，在開放條件下，為吸引更多金融資源流向本國，各國會主動改善本國的金融基礎設施，使之與國際慣例趨同。例如，逐步使用統一的會計準則、協調制定相近的監管規則，從而減輕信息不對稱，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其三，在開放條件下，國際先進的信息技術會同步應用到國內金融機構，從而加速金融信息的傳播速度，擴大傳播范圍，降低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摩擦成本。
我國具備擴大金融開放的基本條件
從國際經驗來看，擴大金融開放對提高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積極作用。但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是有條件的，只有具備了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基本條件，擴大金融開放才能真正推動本國金融實現高質量發展。目前看，我國具備了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的幾個基本要求。
一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的情況有所緩解，為擴大金融開放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實體經濟是真正創造財富的經濟形態，《資本論》開篇就指出，使用價值是構成社會財富的主要內容，只要構成使用價值的量不變，表現其價值量的價格高低并不會影響一國財富的實際增長。擴大金融開放，必須建立在本國實體經濟繁榮的基礎之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開放不僅無益于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很可能還會造成“金融泛濫”和“金融泡沫”。自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推動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再平衡成為我國經濟金融工作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隨著相關部門去杠桿和強監管工作的深入推進，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的情況得到了極大地緩解，為擴大金融開放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二是金融風險總體得到有效控制，為擴大金融開放提供了保障。金融開放有助于打破市場分割，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趨于一體化，為國內市場風險向國際市場分散提供了通道，從而降低了國內市場的風險溢價。但與此同時，擴大金融開放也會將國際市場風險輸入到國內市場，對國內的金融系統產生負面沖擊。因此，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必須建立在保持金融穩定的基礎上。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總體穩定，金融風險總體得到有效控制，這為擴大金融開放提供了保障和契機。從宏觀數據來看，2018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從年初的157.0%下滑至156.4%，下降趨勢已連續保持了5個季度。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成立了國家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將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成立地方金融監管局，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監管體系，為擴大金融開放提供了防范風險的保障。
三是國內金融機構市場競爭能力不斷提高，金融業對外開放還有很大的空間。我國目前已初步建立了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機制，歷經改革開放40年來的市場化探索和改革，國內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夠適應擴大金融開放的需要，主要體現在：一是國內的銀行業已初步形成了市場化的運行機制。目前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居全球第一，境內有17家世界排名前100的銀行，4家全球十大系統性重要銀行。銀行業在經營管理、產品創新、市場推廣、境外業務拓展等方面的能力已經能夠適應市場化競爭的要求。二是中國經濟體量大，金融市場容量大和金融資產質量高，具有抵御外部沖擊的獨特優勢。2018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達7.7%，2018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83%，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為2.64%，撥備覆蓋率為186.31%，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03%。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總市值均躋身全球前三名，資本市場的結構、廣度、深度已與發達國家趨同。三是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還有很大的空間。截至2017年末，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總資產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僅為1.3%，境外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投資占比僅1.8%，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表明我國銀行、證券、保險、債券等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還有很大空間。
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推動金融業健康發展
擴大金融開放應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開放不等于放開，其順序、尺度、進度等須反復考量、熟思審處。一是要有整體規劃，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我國的金融開放應當在加強金融監管、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提高金融市場透明度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要充分發揮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的作用，適時適度推進各項金融開放，成熟一項推廣一項。二是要通過穩步有序擴大金融開放促進競爭，進一步推進國內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和運營能力，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三是健全審慎管理框架，防范資本跨境流動風險。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儲蓄一直維持在50%左右的高位，金融業開放可能會加大資本賬戶波動，這就要求相關部門建立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高可兌換條件下的風險管理水平，防止出現大規模的“剩余儲蓄”流出。
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開放型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在擴大金融開放的同時切實提高國內的金融發展質量，需要同步建立適應國際市場規則的開放型金融的基礎設施服務體系。一是根據國際慣例和中國國情建立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兩位一體的監管框架，將重要資本流動、關鍵金融指標納入動態化監管，并設置動態系統性風險警戒線，提高可兌換條件下的風險管理水平。二是完善相關的外資法律體系。當前，我國外商金融投資的相關法律法規以部門規范性文件為主，缺少協調性。應以擴大開放為契機，全面梳理現行法律規范，對外資持股比例、設立形式、股東資質、業務范圍、牌照數量、反洗錢、反壟斷等內容進行補充和修訂。三是構建與國際接軌的信用評級、稅收、會計、審計等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建立專業化、國際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了適應國內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但與成熟的現代化金融體系相比，我國金融市場還存在直接融資比重低、股權投資不足且以散戶為主等結構化缺陷，導致金融在支持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的作用發揮的還不夠充分，這也是限制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未來應以進一步擴大開放為契機，著重解決金融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加快完善現代化的金融市場體系。一是資本市場進一步探索“滬倫通”“滬紐通”等方式，聯通境內外資本市場，提升國內資本市場的融資質量，一方面吸引經驗更豐富、更專業、更注重長期投資的機構投資者服務我國實體經濟，另一方面也為國內投資者拓寬投資品種，滿足其投資境外優質資產的需求。二是銀行業領域通過降低準入門檻、放開存貸款業務限制、簡化辦理流程、支持境外銀行在國內設立分行或子行等手段，引入優質高效的外資銀行。三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推進人民幣、金融機構等金融要素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作者：邱兆祥、劉永元，分別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金融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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