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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海公園南側的文津街，因藏有《四庫全書》的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聞名。這里還曾是中國最高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的院址。
1950年至1966年，中國科學院院部機關設在文津街三號院。院子不大，只有一片橢圓形草坪和一幢棕色西式樓房，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楨、錢三強等人都曾在此辦公。三號院對面就是中南海，自新中國成立，科技事業就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一直占54%以上，到了19世紀驟降為0.4%。“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很多貢獻，但為什么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在中國發生？”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他編纂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李約瑟之問”。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科技從業人員不超過5萬人，專職研發人員只有500多人，工業技術整體水平很低，現代科研幾乎一片空白。
當中華民族跨越百年滄桑重新走上復興之路，如何聚力科技創新發展實現趕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被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華羅庚、趙忠堯、錢學森等一批旅外知名科學家相繼輾轉回國，帶頭挑起重擔。
“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1956年1月，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毛澤東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2月1日，毛澤東設宴招待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森按照請柬來到宴會廳37桌，卻沒有找到自己的名字。這時，工作人員領著他來到第一桌，在緊挨毛澤東座位的右面——第一貴賓的位置，寫著錢學森的名字。“學森，請到這里坐。”原來毛澤東在看宴會來賓名單時，單獨把他的名字從37桌勾到了第一桌。
這一年，中國成立了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全國600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制定出“十二年科技規劃”，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擬定57項重大任務。規劃的主要任務，除基礎理論一項外，都于1962年提前五年完成，為中國的原子能、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計算技術、航空和火箭技術等新興科學技術奠定了基礎，促進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和發展。
1963年制定了“十年科技規劃”，安排重點科研項目374項，規劃了農業、工業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運用。僅三年時間，就取得“兩彈一星”、電子計算機、射電望遠鏡等一批重要成果。
兩次科技長遠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使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兩大步。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開幕，5586名科學工作者匯聚北京。“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鄧小平的講話極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重啟已中斷12年的研究生教育，剛剛大學畢業的白春禮考取了改革開放后中科院首屆研究生。博士畢業后，白春禮前往美國參與掃描隧道顯微鏡研究工作，1987年他謝絕外國公司聘請回國。
回國后，因科研經費有限，白春禮經常騎著三輪車，從廢品里尋找螺絲釘、破電線和廢棄的實驗桌。當時的中科院化學所經費緊張，仍籌措出12萬元人民幣給他的課題組。在白春禮主持下，成功研制了中國第一臺計算機控制的掃描隧道顯微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技實力伴隨經濟發展日益壯大，一系列重大科學工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科技進步與創新上取得重大進展。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確立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關鍵、帶動整體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三步走”戰略，計劃于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起源于上世紀初的量子力學，用概率描述微觀物理現象。在20世紀，“量子革命”孕育出激光、半導體、核能等技術，發展出光通信、電子計算機、手機、互聯網等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應用。以“量子調控”為特征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國正在領跑。
“你好！”2017年9月29日下午，已是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白春禮從中國發出一聲問候，通過量子保密“京滬干線”，又經過“墨子號”衛星，跨越半個地球來到奧地利。
通話的另一方，國際量子物理學泰斗、奧地利科學院院長安東·塞林格評價，中國在量子保密通信領域的成就“定會讓愛因斯坦感到驚訝”。
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洲際量子保密通信。量子具有不可分割、測不準、不可克隆等特性，量子保密通信在原理上絕對安全、不可破解。
發射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研發世界上第一臺超越早期經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機，實現千公里量子糾纏分發、星地量子密鑰分發和地星量子隱形傳態，研制出包含24個比特的高性能超導量子處理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帶領的團隊，在量子科研領域連續獲得世界級突破，他本人也入選了英國《自然》雜志評選的“2017年全球十大科學人物”。
如今，全長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網絡“京滬干線”，連接北京、上海，貫穿濟南、合肥，可滿足上萬名用戶的密鑰分發業務需求。通過這條線路，交通銀行、工商銀行、阿里巴巴集團已實現了京滬異地數據的量子加密傳輸等應用。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科技強國。
從“第一生產力”到“第一動力”，幾代科技工作者把愛國情、報國志融入新中國科技創新的偉大事業中。2018年底，我國研發人員總量達到419萬人，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7月24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連續四年保持上升勢頭，排在第14位，較去年上升3個位次。
經過70年的發展，中國科技發展站上全新的歷史起點，科技創新發生了整體性、格局性、歷史性變革。科技發展水平從以跟蹤為主向跟蹤和并跑、領跑轉變，創新能力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轉變，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曾有過的重大改變。
中國科技發展的現實，清晰地回答了“李約瑟之問”。打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之門，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向民族復興，動力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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