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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保障民生離不開居民增收。
近期，北京印發《關于進一步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也出臺了《上海市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實施方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除了這兩個直轄市，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已有陜西、浙江、青海、安徽等20多個省份出臺了增收激勵計劃和方案。
顯然，這是在落實國務院于2016年10月公布的《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該《意見》提出實施七大群體激勵計劃，并要求各地區根據實際情況，研究制定本地區促進居民增收的具體辦法。
《意見》出臺一年多以來，各地實施的情況和效果如何?2018年，你的收入能增加多少?
增收重點瞄準七類群體
北京的這一政策，主要針對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基層干部隊伍、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等增收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七類群體;提出了技能人才工資增速可高于其他崗位、網絡商戶從業人員可享各項就業創業扶持政策等涉及8個方面27條差別化收入分配激勵措施，以此促進城鄉居民增收。
梳理其他各地的增收方案可以發現，和北京一樣，各地均瞄準了這七大重點群體，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激勵計劃。
為什么選擇這七類重點群體?“這七大重點群體既是當前的重點也是當前的短板，七類群體代表了勞動者中的大多數和關鍵少數。技能人才和新型職業農民代表了廣大工農，科研人員代表了創新人才，基層干部隊伍代表了各級干部。”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分析說。
他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這七類重點群體中有引領經濟發展主力軍的技能人員、科研人員、創業人員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以及新型職業農民，也有基層的公務員和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選擇這七大類群體有多種考慮，既有經濟上的，也有社會上的，還有政治上的，他們代表了勞動者中的大多數，這一群體選擇體現了政策設計的整體性、系統性。
記者注意到，一些群體，比如醫生和教師并沒有納入激勵計劃。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一政策不可能全覆蓋。現在是激活重點群體來帶動居民增收。只有讓重點群體先增收了，把整個經濟發展帶動起來了，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通過再分配和自己的辛勤勞動在整個蛋糕做大的過程中分得一杯羹。”
雖然這七類重點群體沒有做到全覆蓋，但涉及到的人口數量已經很龐大。國家發改委原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蒲宇飛曾表示，《意見》提出的激勵計劃針對的是七大群體，但面向的是廣大城鄉居民，聯通二者的關鍵就是這七大群體的帶動引領能力。從調研情況看，這些群體都具有較強帶動能力。從數量看，這七大群體大致覆蓋兩三億人口，帶動效應發揮后，可能拉動的人數將是數倍。
吉林、黑龍江、山西等省份尚未出臺增收方案
記者注意到，各地出臺增收方案的時間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差了一年。
比如，廣東省是在去年1月22日發布實施方案，甘肅省緊隨其后，在1月25日發布。也有比較晚發布的省份，如北京直到2017年12月7日才印發。還有至今仍未發布的省份，如吉林、黑龍江、山西等省份。
在蘇海南看來，各地發布增收方案的時間參差不齊，原因有多個方面。
“首先，那些經濟狀況比較好的省份，當然好安排;但如果一些省份的經濟狀況不夠好，其工作重心當然是重在經濟發展而暫時不是重在生活安排。其次，此次增收政策涉及到各類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各種從業人員，就一些地方來說，要先抓最急迫的，比如保障當地困難群體基本生活的工作量比較大，工作任務重。這種情況下，當然要先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再抓錦上添花。可以說，各地面臨的主要工作內容不盡相同，出臺七個重點群體增收方案自然就有先有后。”
記者注意到，為了讓七大重點群體的錢包鼓起來，各地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出臺的具體增收方案不盡相同，差異性比較大。
這些差異性表現在哪里呢?比如，關于技能人才的增收，北京市提出，創新技能人才薪酬提升機制，引導企業合理確定技能崗位薪酬水平，薪酬增速可快于其他崗位。甘肅省提出，加大對技能要素參與分配的激勵力度，探索建立企業首席技師制度。四川省提出，按照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等級設置規定，向上增加等級級次，拓寬技術工人晉升通道。
關于新型職業農民，河南省提出，支持職業院校采用“半農半讀”“農學交替”等方式開展新型職業農民中等職業教育、實用技術培訓，到2020年,全省新型職業農民規模達到100萬人以上。廣東省提出，支持職業學校辦好涉農專業，定向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引導農村青年、返鄉農民工、農技推廣人員、農村大中專畢業生和退役軍人等加入新型職業農民隊伍。
蘇海南對各地量體裁衣的做法頗為認同，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這樣做是符合我們黨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要求的，因為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經濟承受能力和面臨的突出問題也不一樣，不能不切合當地的實際簡單地照搬照抄。各地的具體政策應該有所不同。
增收初見成效
國務院發布《意見》已一年有余，七大群體增收的效果怎樣?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2元，實際增長7.5%，比人均GDP增速快了1.2個百分點。
此外，數據顯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已經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17年前三季度，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分別高于城鎮居民0.4和0.9個百分點。
“這個成績單是各地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兩同步’原則，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增長速度同步、勞動者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以及包括重點群體增收等一系列政策所達成的結果。2017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發展以及在國內外申請專利數量明顯增加等，都顯示了整體經濟發展比原來預想的好很多。”蘇海南說。
當然，居民持續增收的背后，除了重點群體的增收激勵計劃陸續出臺，還有一攬子促“民富”政策的密集出臺，以及地方加快落實相關政策。
比如，2017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數量大幅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已有上海、浙江、天津、北京等22個省市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深圳、浙江、天津、北京等五地月最低工資標準邁入2000元大關。
此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據記者了解，發改委在2017年下半年組織召開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際聯席會議，明確了未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點是低收入群體的增收。將通過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體精準識別和幫扶機制。
顯然，接下來，低收入群體增收將成未來收入分配改革重點。
蘇海南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解釋，“有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是低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強調低收入群體，說明其他六大群體的增收已經都取得比較理想的效果，因此到了2017年第四季度，國家把收入分配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低收入群體上。這與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解決好‘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一致的。”
“當前突出的不平衡就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收入的不平衡。接下來，如何把低收入群體帶動起來，讓他們也能更好地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減少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群體之間收入、財產分配的不平衡，日益成為當前和今后更加突出的任務。”蘇海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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