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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改革開放以來第20個、新世紀以來第15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正式發布，根據文件精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為今年“三農”工作無出其右的重點。而在頂層設計下，諸如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科學確定脫貧摘帽時間等細化工作逐一羅列，今年農村工作的中央任務清單逐漸清晰。
要素自由流動促鄉村振興
具體來看，按照“遠粗近細”的原則，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三個階段性目標任務做了部署。分別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對此，中農辦主任韓俊解讀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句話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不可分割的，應注重協同性、關聯性、整體性，不能顧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顧其他。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許多方面，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首先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強化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韓俊表示，長期以來，資金、土地、人才等各種要素單向由農村流入城市，造成農村嚴重“失血”、“貧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抓住“錢、地、人”等關鍵環節，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促進公共資源城鄉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與此同時，還要兼顧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韓俊指出，要處理好“走出去”、“留下來”和“引回來”的關系，讓進城的進得放心，留在鄉村的留得安心;要創造條件讓農村的產業留住人，讓農村的環境留住人，讓農村的機會吸引人，讓農村更有人氣。
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
近幾年各地區“打虎”、“拍蠅”，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農村地區腐敗問題監管也持續加碼。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確定，要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處力度，同時嚴厲整治惠農補貼、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侵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據了解，所謂農村“小微權力”，是指村級組織及村干部依法依規享有的村級重大決策、重大活動、重大項目以及資金、資產、資源管理等村務管理服務權力。近幾年，村主任等基層干部成為腐敗的高發群體，公開資料顯示，在全國查處的基層違法違紀案件中，村干部腐敗案占比七成以上，由村干部腐敗引發的群眾信訪和越級上訪，占農村信訪總量五成以上。
在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看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國家逐年加大對農村投入，而農村地區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也形成了規模可觀的集體經營性資產，如果這部分資產管理不當，就容易滋生貪腐現象，農村黑惡勢力的貪占等行為也同時存在，近幾年全國多地推進村級小微權力清單，正是為了防范上述風險。
還有分析指出，打擊基層貪腐任重道遠，只有進一步扎牢制度籠子，加強對村干部監管力度，同時加大政策及普法宣傳力度，提高群眾法律意識，暢通舉報渠道，才能真正讓小微權力貪腐無所遁形。
科學確定脫貧摘帽時間
農村脫貧也一直是近幾年全國“三農”工作的重心之一。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把今年作為脫貧攻堅作風建設年，集中力量解決突出作風問題。科學確定脫貧摘帽時間，對弄虛作假、搞數字脫貧的嚴肅查處，除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外，各部門一律不準再組織其他檢查考評。
“2012-2017年，可以說是我國實施扶貧攻堅成效最大的五年，按照2010年的標準，全國貧困人口由2012年底的接近1億人，下降至去年底的3046萬人，年均減少1300余萬”，張紅宇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按照中央部署，未來的脫貧工作既不能降低標準，也不能吊高胃口，因而任務較為艱巨。張紅宇進一步指出，不過在這一過程中，有個別地區形式主義抬頭，相關工作僅僅做到數據上報、報表上報，根本沒有落到實處，因而產生所謂“數字脫貧”怪象，此次中央一號文件正是瞄準這一現象施以重拳，“實際上，文件明確各部門一律不準再組織其他檢查考評，就是為了敦促各地將百分百的精力放在扶貧工作上，而不是應付考察和檢查”。
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瞄準2020年的時間節點，脫貧攻堅進入沖刺階段，全國多省已經給出了今年的明確目標。其中共有6省今年脫貧目標均超過百萬，分別是四川、貴州、湖南、湖北、河南和云南，此外，陜西今年脫貧目標為99.7萬，與百萬近在咫尺。而為嚴防虛假脫貧、數字脫貧，地方兩會上，多地政府工作報告也就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例如，河北、山東、貴州將開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內蒙古將著力解決脫貧攻堅中層層加碼、形式主義等問題;寧夏則嚴格貧困退出機制，防止早退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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