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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多個指標超預期完成，“三去一降一補”成效明顯。與此同時，創新驅動作用逐步增強，產業結構加快升級，改革紅利持續釋放。全國政協委員以及相關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展望2018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進入“升級版”，或在“三去一降一補”基礎上構建更豐富體系，涵蓋振興實體經濟、發展現代服務業、強化產權保護等內容，系列支持政策也有望陸續出臺。
“三去一降一補”亮點頻現
“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評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標尺。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量化指標任務落實情況表顯示，去產能方面，2017年預期目標為壓減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實際完成5000萬噸以上；計劃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實際累計化解2.5億噸；計劃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實際完成6500萬千瓦。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年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比上年提高3.7個百分點。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去產能作用下，煤炭、鋼鐵等原材料價格回升，采集業和加工業業績大幅上升，行業整體進入復蘇。目前去產能還在向水泥、發電、化工等領域深化。“在此過程中，產業集中度不斷提高，龍頭企業效應進一步發揮，低水平的產能得到很大程度化解。不僅如此，去產能的效應還體現在行業組織結構的提升、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環境治理的改善上。”
“2017年金融杠桿、企業杠桿、投資杠桿有了較大程度下降，特別是通過資產管理市場、同業市場、非標市場的清理整頓，潛在金融風險有所化解。降成本方面，企業的財務成本、制度性成本明顯下降。”楊成長分析指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顯改善了市場供求關系，促進市場價格回升和企業利潤增加。數據顯示，2017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上漲6.3%，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增長21%，全年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實現營業利潤比上年增長24.5%。
補短板方面，2017年，基礎設施投資和民生方面的投資不斷加大。全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公共設施管理業、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分別比上年增長23.9%、21.8%和16.4%。
“投資區域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從中心城市向郊區轉移，從城鎮向農村轉移，從硬性基礎設施向包括信息技術設施在內的軟性基礎設施轉變。新興產業特別是包括電信和交通運輸在內的新興基礎性產業增長體量巨大。”楊成長說。
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傳統高耗能產業通過技術或數字化轉型正實現“浴火重生”。以區塊鏈、人工智能、云服務、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迅猛，帶來了空前的技術變革，創造出新應用場景、新運行模式、新發展業態，滿足變化更快、要求更高、形態更多的社會需求，加快驅動生產力躍升以及生產關系變革。
多方發力振興實體經濟
多位代表、委員和專家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高質量發展的主線和主題，而振興實體經濟將成為供給側改革的重大任務。
全國政協委員、權健集團董事長束昱輝表示，當前，我國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仍然面臨挑戰。歐美發達國家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印度、印尼、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則以更低的勞動力成本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高端制造回流和中低端制造分流的雙重壓力下，雖然我國制造業規模依然保持世界第一，但一些關鍵技術仍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知名品牌仍然缺乏。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要以振興實體經濟為目標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發展實體經濟上聚力發力，加快制造業優化升級，提升制造業國際競爭力。
孫丕恕表示，在邁向“中國制造2025”，實現跨越式發展過程中，要解決高污染、高耗能以及制造業與信息化無法深度融合等關鍵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好加減法，通過新舊動能轉換，補強產業結構短板。“建議政府加大科技投入，進一步鼓勵雙創，支持科技企業與制造業企業深度合作，為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明晰的路徑、技術與產業支撐。積極參與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助力中國經濟實現彎道超車。”
工業和信息化部總經濟師王新哲指出，目前，銀行信貸資金占到我國實體經濟融資的2/3以上。要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改進優化信貸條件，支持制造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積極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發揮好金融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
未來改革內容將更豐富
記者在采訪中獲悉，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三去一降一補”基礎上構建更豐富的內容體系，包括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更大力度扶持創新創業，加強產權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等都將納入其中。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表示，在高端制造業、現代化服務業等方面，我們與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在量的方面已經比較大了，但在核心技術等方面還不能算強。未來如何改變這一現狀呢？就必須通過深化供給側改革，擴大開放，加速創新，以改革的思路來解決發展問題。”
楊成長指出，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重大思路上有所調整。一是更加強調廣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產能結構、產業結構、技術水平的提升等，使得供給和需求更加匹配，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二是更多使用經濟的、市場的、法律的手段，減少行政的手段。三是更加強調制度改革的關鍵作用。包括各個要素市場、要素定價機制以及完善產權制度等。
遲福林也認為，為了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內涵。“一是在發展實體經濟聚力發力。二是適應消費升級的需要，推動供給體系和供給質量的變革，進而促進更有效的投資。三是在鄉村振興上有更大作為。四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創建創新型國家，讓創新型創業型人才發揮更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楊成長判斷認為，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系列優化和細化的政策也有望陸續出臺。“比如，通過更大力度推進企業之間的并購重組、行業整合來實現產業優化；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稅制，以市場化手段解決產能過剩；進一步推動和完善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充分發揮高質量指標體系的引領作用等等。這些是我們過去用得相對不多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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